第三章  党政军群的发展

第一节 党政军群的发展

县委会的建立

1937年七八月间，在山东省立第一师范上学的孙铁民回到家乡，先在本村农民中，后又到花山周围及索镇以南各小学教师和青年学生中进行抗日宣传活动。与此同时，已在高苑乡师加入“学联”组织的张冲凌和已在齐鲁中学加入“民先”组织的张辑光，也积极地在家乡利用多种形式宣传抗日救国主张。

孙铁民首先与张冲凌、张辑光3人组成长桓地区“民先”区队部，孙铁民为队长，张冲凌管组织，张辑光管宣传。随后又在青年学生和小学教师中，将抗日宣传积极分子发展为“学联”成员，经考验后再发展为“民先”队员。在不长的时间里，先后发展了近30名“民先”队员。

1937年11月初，上级党组织派赵明新、魏思文等同志前来检查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动和准备工作并发展建立党的组织，很快就在斗争中发展了抗日活动中的骨干分子孙铁民、张辑光、张冲凌入党。11月10日，瑞雪初晴，赵明新、魏思文召集孙铁民、张冲凌、张辑光在桓台二区花山上“老爷殿”前开会，宣布成立了我党在当地的第一个支部——中共花山支部。之后，中共花山支部发展了部分“民先”队员入党，其中有马同贵、李本荣、张敏等，这些同志在此后的革命斗争中都成长为长桓地区党的中坚力量。

1937年10月中旬，中共山东省委决定选派共产党员姚仲明以应聘教员的身份来到长山中学，负责组织发动武装起义。11月初，又决定派红军干部廖容标和原在鲁北工作的赵明新，亦以应聘教员的身份来到长山中学，会同姚仲明更好地团结马耀南，充分利用他的威望积极进行武装起义的准备，同时还决定在该校举办游击战争训练班。中共花山支部先后派了一批“民先”队员参加培训，为起义输送了一批骨干力量。

1937年12月26日，在姚仲明、廖容标、赵明新的直接领导下，我党于长山九区的太平庄举行了有名的“黑铁山抗日武装起义”，中共花山支部积极活动，长桓临益边区人民热烈响应，抗日救亡运动在这里蓬勃地开展起来，民众抗日救亡的热情空前高涨。

黑铁山起义后，中共花山支部的活动主要是在起义部队中开展。1938年5月，姚仲明、廖容标奉命带队向西发展游击根据地，临走前决定孙铁民、马同贵等留下发展党的组织和地方武装。之后，孙铁民、马同贵在许多村庄发展了党员，并建立了中共尹家坞党支部和中共万盛党支部。

1938年7月，孙铁民前往中共清河特委向霍士廉书记汇报工作，霍指定特委组织部长金明听取了汇报。特委肯定了四县边区党的工作，并决定建立中共长山九区区委，由孙铁民任区委书记，马同贵负责组织工作。与此同时，中共清河特委书记霍士廉从部队选派张冲凌回来组建中共桓台二区区委并任书记。张冲凌回到桓台二区后，从组织抗日游击队入手开展党的工作。不久，组建了“独立连”，张冲凌兼任指导员，并先后发展了连长张方中、一排长张治海、司务长张聿河为中共党员。这时霍士廉又派来张敏担任区委宣传部部长，李明为组织部部长，马伯成（后叛变）为青年部部长，进一步充实健全了中共桓台二区区委。至此，四县边区已有两个区委同时开展活动，长桓地区党的组织在斗争中迅速发展壮大。

1938年10月，清河特委在临淄县北部的苇子河村召集县委书记和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会议分析研究了清河区的抗日形势，明确提出，要进一步发展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和发展地方武装，要进一步发动广大的人民群众，组织工、农、青、妇、文等各种抗日救国的群众团体。前往参加会议的有孙铁民、马同贵、张冲凌（李铁峰自临淄县委前去参加会议，会后即调往四县边区工作）。会议期间，决定建立中共长桓临益四边区委。由孙铁民、马同贵、邢淑军、张冲凌4位同志组成。

苇子河会后，四县边区党组织立即在长山九区付山村西北角胡华亭家的场垣北屋召开了“党的活动分子”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孙铁民、马同贵、邢淑军、邢涛、李铁峰、向旭、曹光、孙子诚、于鲁川、张桂祯、李本荣等20余人。会议由马同贵同志主持。他首先讲了会议的程序和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宣布了中共清河特委关于建立长桓临益四边县委的决定和县委组成人员。根据特委的意见，县委的机构及负责人员是：县委书记孙铁民、组织部部长马同贵、宣传部部长邢淑军、军事部部长张冲凌。接着，由孙铁民同志传达了特委召开的县委书记和党的活动分子会议精神，并公布了县委下属的两个区委及其组成人员。中共长山九区委员会由张桂祯（张耕农）任书记，中共桓台二区委员会由张冲凌兼任书记，会议进行了两个小时。

中共四边县委建立后，各方面工作在党的领导下更加深入地开展起来，11月，李铁峰到长山九区行政委员会任主席，加强了政权方面的建设。1939年春天，县委增设民运部，由邢涛任部长。张冲凌在县委建立后仍主要活动于桓台二区，致力于组织地方武装。1938年底，县委主要成员孙铁民、邢淑军、马同贵等同志主要活动于长山九区北部的“北六庄”一带，通过新文字教学与群众接触，在这里发展了一部分抗日积极分子加入党的组织。12月底至翌年1月21日，县委在东付村举办“长桓临益青年干部训练班”，招收了60多名进步青年进行训练，为抗日工作培养了一批干部。

这个时期县委在积极宣传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发展壮大党的组织，广泛发动群众的同时，还努力组织了乡村“民众救国会”。县委对外以“八路军办事处”的名义，主要通过“民众救国会”和“行政委员会”等组织动员群众捐款、捐粮、做军衣等支援抗日前线；同时为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三支队、第四支队动员扩充了大量兵员，有力地支援了主力部队。

中共四边县委建立后，重视群众性抗日组织的建立，自1938年开始，首先在二、五区党组织的领导下，各村的工、农、青、妇抗日救国会的组织工作蓬勃地开展起来了。到了1939年，一、三、四区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各村的工、农、青、妇抗日救国会的组织工作，也相继开展起来。

根据形势的发展和需要，1939年二三月间中共四边县委增设了民运部，由邢涛任部长，以领导县区的群众性的抗日救亡组织。四五月间，任刘浩为桓台县妇女抗日救国会副会长，王岩、王大、冯桂生等做组织宣传工作（无职称）。刘浩在1940年秋天妥协消失后，由王工锋任会长，主持工作。

1939年8月，成立了“桓台县青年抗日救国会”，会长王健明（王应坤），组织委员傅赤先，宣传委员王克生王克生：1940年5月任会长，1941年6月叛变。，儿童团团长李光宗。桓台县没有成立县农救会和县职工会，而是县委会决定由武子刚同志负责农救会和职工会的工作，各乡村成立的抗日救国会组织抗日救国会：环境恶化后，于1941年秋全部撤销。。

中共四边县委建立后，注重地方武装力量的建设，1938年10月，我党领导的四县边区地方武装“独立连”协助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三、四支队进行了龙王庄战斗，并在战斗中起了重要作用。三、四支队离开四县边区后，县委以“独立连”及主力部队留下来的骨干力量迅速扩大了地方武装。到1939年初，县委领导的地方抗日武装力量已达到一个营的兵力，县委书记孙铁民兼任这支武装的教导员。这支部队作为长桓地区抗日武装的骨干力量，在保卫家乡、抗击日军、打击汉奸伪军的斗争中立下了不朽功勋。

随着长桓临益四县边区抗日斗争的不断发展，1939年7月，“长桓临益四县边区联防办事处”在面窝村宣布成立。它是我党领导建立的县级政权机构。1940年4月28日，在“四边办事处”的基础上，四边县委根据上级党的指示协助成立了“桓台县抗日民主政府”，把长桓地区党领导下的政权建设向前推进了一步。

随着抗日斗争形势的变化，中共四边县委在机构、领导成员以及区党员数量等方面也都不断地发生变化。自县委成立到1940年12月，是党组织大发展时期，党员数量由50多人发展到1780多人，共有5个区委员会。1940年12月，中共清河区党委调孙铁民到山东分局党校学习，派刘耀文任四边县委书记。1940年12月到1942年5月，由于形势的不断恶化和县委工作中的问题及县公安队张裕安等人的叛变投敌，敌伪对四县边区工作进行了大破坏，致使四县边区的斗争形势同全国的整个形势一样处于抗日战争最艰苦的阶段。边区党员由于被捕被杀或叛变、自行脱党等原因，数量锐减到120余人。

1941年，刘耀文任书记后，将“四边县委”改为“长桓县委”。1942年1月，清河区党委派马同贵任县委书记，刘耀文被调到区党委。这时环境进一步恶化，工作更难开展。1942年2月，县委书记马同贵牺牲，县委受到重大损失。为适应斗争的需要，精简了机构，“长桓县委”改为“长桓工委”，由原县委组织部部长李本荣担任工委书记。1943年3月李本荣被捕牺牲后，工委遭到更大破坏，最后只剩下十余人在边沿地区进行活动。1943年6月，孙铁民再次回到桓台之后，上级又陆续派来部分党的干部，与一直坚守在长桓作地下斗争的相子正等同志一起，经过努力，将县委组织重新恢复，改为中共桓台县委。

总之，中共长桓临益四边县委的建立和长桓县委、长桓工委、桓台县委机构的沿革，经历了一条艰难曲折的道路。但在上级党的领导下，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下，经过顽强拼搏，浴血奋战，终于在1945年8月夺取了全县的解放，将胜利的旗帜插遍了桓台大地。

县政府的诞生

大众在怒吼，在呼喊，我们需要抗日民主，民主抗战。

……

我们要做中华民族的主人，大家的事需要大家来干，

用大众的力量，争取明天的胜利。

这是1940年4月28日，在铁山东麓中埠村大地主王老五家大院里，成立第一届桓台县抗日民主政府时唱的一首歌曲。宽大的会场上，贴满了花花绿绿的贺联和标语，光彩夺目，漂亮极了。慷慨高昂的歌曲唱罢，紧接着响起了各区乡工、农、青、妇的热烈掌声和欢呼声：“欢迎李铁峰同志当选县长！”“欢迎李县长发表施政演说！”热烈欢呼之声，响彻村里村外。代表们几乎忘了这是在东有王家桥，南有金岭镇、湖田，西北有卫固镇，西有街子，四面处于敌据点包围之中的敌占区开会。

李铁峰县长年方25岁，恰是风华正茂之时。他神采奕奕，满面春风，在一片欢笑掌声中登上了讲台。李县长首先说明了成立桓台县政府是当前斗争形势发展的需要；接着宣布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发表了施政方案——取消银两征税制，实行合理负担累进制。

李县长说：抗日战争到了相持阶段，也叫作艰苦的新阶段，国民党那些反共专家们，像寿光的15旅张景月、桓台的二十四旅张景琪，也跟着山东的反共头子沈鸿烈、秦启荣纷纷投降了日军，当了汉奸。当盘踞桓台的二十四旅未投敌之前，他们有军队上千，还有个国民党的县政府，我们为了照顾统一战线关系，不好直接成立桓台县政府同他们唱对台戏。现在二十四旅和他们的政府官员都投敌了，统战关系不存在了，桓台已成为抗日的空白区，尤其是桓台县大围子以南的160多个村庄，有我们的抗日组织和工作基础，很需要我们去领导坚持抗战。我们奉上级的指示，根据形势发展和抗日的需要，撤销原长桓临益四县边区行政联防办事处的建制，成立桓台县抗日民主政府以领导和开展今后桓台的抗日工作。李县长随即宣布了第一届县政府和各区区政府的任命名单：县政府秘书兼教育科科长于鲁川，民政科科长杨岳东，财政科科长赵川岳，粮秣科副科长李春田（后叛变），建设科科长朱其成（后叛变），一区区长向旭（兼，以后耿子安接任），二区区长王靖宇，三区区长张明远（代），北四区区长高玉符（兼），五区（即长山九区）区长郭里亭，并介绍了各区概况和发展形势。

接着李县长宣布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号召全县工、农、青、妇各界人民贯彻执行：第一，坚决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誓与日军血战到底；第二，动员全国海陆空军，实行全国抗战；第三，动员全国人民，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枪出枪，有知识出知识；第四，改革政治机构，建立廉洁政府，实行民主政治；第五，实行抗日的外交政策；第六，实行抗日的财政经济政策；第七，改善人民生活，实行减租减息；第八，实行抗日的教育政策；第九，肃清汉奸卖国贼和亲日派；第十，实现抗日的民族大团结，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最后，李县长说，为了坚持长期抗日战争，必须休养生息民力，实行合理负担累进制，取消按银两征收田赋税的旧制度。他说，延宕上千年来按照银两制征税的弊病很多，必须改革。这种制度的弊病在于：地主、富农的土地肥沃，银两却轻得很；贫农、中农的土地贫瘠，但银两却重得很；富农、地主在出卖下等土地时，移花接木带走了中等土地的银两，将负担转嫁给了贫农、中农；如按银两制征收田赋税，势必加重了贫农、中农们的负担。为此，今后应取消银两制，实行合理负担累进制。合理负担是一项经济政策，也是一项阶级政策合理负担的原则是：按户口、土地征收赋税，平均每人不足半亩者，可以免征；平均每人五分一厘至一亩地者，每亩征洋一元；平均每人一亩一厘至二亩地者，每亩征洋一元五角；平均每人二亩一厘至三亩地者，每亩征洋二元……以此累进，执行的结果是：地主、富农，地多人口少，按累进率可以多负担；雇贫中农，地少人口多，可以不负担或少负担。，可以体现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原则，可以休养生息，坚持长期抗日战争，直到取得最后胜利。

出席大会的代表有各团体、各机关、地方部队代表和地方士绅名流共60多人。中共四边县委书记孙铁民和临淄县政府派来的代表，先后讲话祝贺。大意是说：桓台县抗日民主政府的成立是继临淄县政府成立后的清河区的第二个县政府；李铁峰和王兴国（伏伯言）都是两个县的第一任县长，希望两个邻县并肩战斗，相互支援，为抗日战争共同做出贡献。

在大会上，先后讲话的还有县区的工农青妇和士绅名流各方面的代表。他们一致表示拥护和支持桓台县抗日民主政府和他们所选出来的李县长。愿在李县长和县政府领导之下，为发动组织群众，参军参战，支援八路军抗战做出成绩。尤其付山村付大娘和太平庄邱汉三老先生的讲话，极为精彩，他俩侃侃而谈，滔滔不绝，言语生动激昂，富有鼓动性，博得全场喝彩，掌声雷动，经久不息。

晚间，开娱乐晚会，有的唱歌有的跳舞，有的耍口技，有的说笑话，各献所能。啦啦队连续挑战，气氛极为热烈。至深夜12点，在雄壮的歌声中，宣布散会。

在县政府成立后，《群众报》记者采访了李铁峰，请他谈谈几年来在政府工作方面对敌斗争的经验教训。李县长即席谈了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在敌占区的政权斗争方式要灵活多样，用灰色的、合法的斗争方式，其效力往往会超过正面的、对立的斗争。

二、巩固根据地，必须和向外发展是分不开的，以自己的力量向外活动，可转移敌人的视线和扫荡目标，只有尽量向外发展，方能使敌人无处捉摸。

三、敌占区的行政工作，不能坐机关下命令，只有深入和常到下级那里去推动和帮助其工作，才会取得成绩。

四、行政工作只有和组织工作、群众工作密切配合，才能顺利地开展。

五、在敌占区不宜兴师动众，要灵活地使用小部队，同样可以打击敌人。

六、在敌占区领导工作，一要大胆，二要心细，干部要坚强，不怕牺牲。

七、争取敌伪军工作，在游击区、敌占区更为重要，但要给予有力的军事打击，才能做到有力的争取。

八、统一领导地方武装，适当配合，灵活运动，才能予敌人以较大的打击。

总之，要胆大心细，机动灵活，艰苦卓绝，沉着应敌，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当时记者采访后，以《铁峰县长如铁似钢；对敌斗争意志坚强》为题，登载在1940年7月17日的《群众报》第一版上。

地方武装的发展

三支队、四支队编为主力部队分别开赴清河、鲁中一带，开辟新地区。长桓地区开始发展地方武装，以开展对敌斗争。最早的地方武装是解家营耿汉亭，在1938年夏季成立的炮兵连，耿任连长，率队在桓台西区一带活动。这个炮兵连实际上是五子炮（土炮）连，没有一门钢炮。人数不过百人，多数是土枪、土炮，钢枪也很少，有支湖北条子已经是很好的了。虽然人数不多，枪支不好，但是对开辟桓台西区游击战和发展武装，却起了一定作用。

桓台二区东南乡一带，最早的地方武装是张冲凌，1938年夏季成立独立连，张兼任指导员，张方中任连长。人数70多人，枪支不多。虽然人少、枪缺，在桓台东南乡对开辟敌占区的工作，坚持游击战，配合对日作战，却起了很大的作用。

以上两支小部队在桓台不到半年就升级了。1939年初，奉命成立长桓独立营，耿汉亭的炮兵连和张方中的独立连都编入独立营了。当时，三支队司令部派来的刘鸣岐任营长，耿汉亭任副营长，陕北派来的高鲁任教导员。下属3个连：一连连长张方中，指导员李化南；二连连长相子正，指导员许新安；三连连长陈××，指导员王玉丕。全营300多人，活动在长山九区各村和桓台二区的南部各村。自1939年3月后，奉命跟随三支队活动，离开了长桓地区。6月6日刘家井子战斗中，正副营长和教导员壮烈殉国，独立营伤亡很大，部队被打散了，从此独立营建制撤销。

长山九区，1939年初，在东尹坞张子浩领导下成立了一个特务队，队伍发展到30多人。虽然人不多，但枪支很好，皆为快火武器（短枪），长枪很少，战斗力很强，能打能冲，卫固、街子、张店的汉奸、特务很害怕特务队。特务队开始为长山九区行政委员会所辖（区级武装），称为长山九区特务队。1940年5月改编为桓台县特务队，队长张子浩，指导员韩干（张亿武）。1941年春，特务队编入县大队，张子浩为县大队副大队长，从此撤销了原建制。

1939年的冬天，解家庄的张裕安、张宇良在曹村一带拉了一个30多人的小队伍，二张自封为正副队长，这支队伍曾一度并入县大队，但是二张怕艰苦，认为受约束、行动不自由，时间不长，这一伙人就单独活动了。1940年5月县政府成立后，把他们编为县政府所辖的公安队。8月派指导员马憨生进行整顿。这支小部队都是短枪，常驻曹村，纪律很坏，他们把指导员老马看成眼中钉，不到几个月就把他赶跑了。于1941年春节后全部叛变投敌，从此成了桓台抗日军民的劲敌。

为了对付汉奸、特务的破坏和执行我党的锄奸任务，县委于五六月间从五区和二区区中队里抽调20多名战士，成立了桓台县公安政治保卫队（亦称新的公安队、短枪队），由王玉淼任队长，邹大志、王玉树任副队长，刘敏（寇玉普）任指导员。这个短枪队活动在一、二、五区一带，后来由于刘敏调走，王玉树投敌，在秋后改编撤销。

1939年夏天，延安派来了负有特殊任务的共产党员刘冲，以国民党员的面目出现，常住东大围子里后毕庄一带活动。县委派了毕秀卿、王明九（王旭晨）、张明远等人，均以国民党员的身份，配合刘冲在大围子里二十四旅驻地活动。8月，刘冲、张明远奉上级指示成立了“中国国民党抗敌自卫军鲁北支队锄奸团”，张明远任团长，刘冲任政委。锄奸团名义上隶属于“中国国民党抗敌同志协会”，实际上接受共产党的领导。

这个部队的战士大多数来自大围子里二十四旅统治区，所用枪支大多数也是来自二十四旅，是投降派插存的枪支。因此，二十四旅对张明远非常痛恨。至1940年夏天，锄奸团已发展到3个连180多人。这个部队常在姜边坊、果子里、义和庄、沙沟河、刘天务一带活动，不断出击大围子里的二十四旅，对其威胁很大。1941年上半年环境恶化后，二十四旅配合日军，在军事进攻和金钱收买下，锄奸团受了些损失，连长张玉龙（后毕庄人）率部投靠二十四旅曹家润，并不断袭击锄奸团。五六月间，锄奸团调至清河军区司令部编入特务营。

1939年七八月间，开始组建长桓一大队。刘家井子战斗后，相子正与许新安收容了二连战士不足30人（包括伤员在内）。因相负伤留下休养，由许新安带领回桓台活动。部队驻在孟家店子，石桥据点日军又去包围，因部队一无准备，二无子弹，伤员过多，又被冲散了，牺牲1人，损失少数枪支。当夜收容起来，拉到桓台东部山区一带活动。相养好伤后归了队，与许新安重新组织扩大了队伍。以二连现有人数为基础，又收容了一连的10多人，在耿子安、张冲凌协助下不久扩大到80多人，组建了长桓县大队。10月初，清河军区正式命名为“长桓一大队”（后称长桓县大队），张冲凌任大队长，相子正任副大队长，许新安任教导员。1940年初张调走，相任大队长，大队以下编了几个排，未设连的编制。

长桓县大队成立后，枪支来源成了大问题，只好向敌人动脑筋要枪弹。1940年1月，二十四旅的杨建国被我们争取过来，他知悉二十四旅有一个排30多支枪插在黄家庄，亲自领着我们起了出来，装备了长桓县大队。不久，韩干嫂子的哥哥李安荣知道二十四旅的内部情况，领着我们到大围子里大寨村，起出来30多支步枪和2支冲锋枪（包括子弹在内），以及做军装的缝纫机（缝纫机奖励给了李安荣家）。以后又领着我们到索镇东崔家茅托起出20多支步枪和子弹。还加上一些零星起的枪支，从此长桓县大队有了130多人和枪支，成了一支有相当规模的武装了。

长桓县大队成立后，转战一、二、五区各地，打了不少的小胜仗，队伍经受了战斗的锻炼，在不断地壮大着。1949年7月，奉清河军区之命，长桓县大队升级，由张方中带领一个连队到寿光郑家碾，编入军区特务连，长桓县大队仅剩两个班。秋后，经过动员扩军和从各区中队抽调了部分战士充实，长桓县大队不久达到80多人。1941年春，桓台县特务队编入长桓县大队后，战士已达100多人。由于环境恶化，为了保存力量，在麦收之后，由曹子明带领一个连队80多人到广饶三区编入军区主力部队去了，大队留下近30人编为一个排。1941年年底撤出桓台时，将各区仅存的武装汇入县大队，编了两个队（短枪队和步枪队），共60人。1942年初，奉命改称“长桓军政工作团”。

1943年春节后，“军政工作团”奉命打回桓台去。经过精简、安插、调出后尚不足30人，编为4个战斗小组（每组七八人），分别插入桓台一、二、五、新四区开辟工作。六七月间，恢复桓台县大队，编为3个班计40多人。至1945年8月日军投降前，已发展到100多人。人虽少，但素质高，战斗力很强，打了很多胜仗。

挽救长桓历史危局的决策

1941年6月麦收期间，中共长桓县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李本荣，在甘鲁庄召开了一次县委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县委会委员，县政府各科科长，各区区委书记和区长，县大队和区中队队长以上的干部70多人。县委书记兼县长刘耀文没有出席。

扩大会议的内容是，传达清河区党委对长桓工作的总结和今后指示，也是针对当时长桓的危机形势和为挽救危局而召开。

当时长桓发生了什么危机呢？总结中指出：“皖南事变”波及海内外，国民党反动派掀起了全国性的反共高潮，敌伪顽军疯狂地向我党我军发起了进攻。这是外部原因和当时的历史背景。内部原因是，中共长桓县委主要领导人，在领导作风上产生了“左倾”盲动、家长统治、独断专行的错误。在敌占区工作，不懂得隐蔽的秘密工作原则，过分暴露了自己的力量，给敌人以可乘之隙；用人不当，过多地使用了一些出身成分不纯和生活腐化的人员；过“左”地打击和处分了部分县、区级干部。

由于上述因素，当环境恶化时，一些经受不住考验的人，如公安队长、公安局局长、县政府科长、区长、区委书记、区中队长等，纷纷投敌，为虎作伥，带领敌人清乡、蚕食、扫荡，使我县党、政、军、民各方面工作遭受了极大的破坏和严重的损失。

区党委在总结中还指出县委主要领导人在思想认识上存在的错误：被胜利冲昏头脑，对敌强我弱的形势认识不足，公开暴露自己的力量（白天行军、穿军装、公开带枪等），一旦遭受敌人袭击和挫折，手足无措；对中国革命的长期性、抗日战争的持久性认识不足，不懂得积蓄自己的力量，做持久战的准备；对敌伪顽斗争的曲折性、复杂性认识不足，不懂得运用统战政策团结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和打击顽固势力，并利用敌伪顽的矛盾，各个击破。

根据当时的形势和区党委的指示，布置了以下几项工作任务：

第一，加强对党员、干部的形势教育和气节教育；提高党员、干部的政治觉悟，坚定抗战必胜的信念。教育党员、干部在一旦不幸被捕后，能以共产党员的高尚气节，“头可断，血可流、革命意志不能丢”，保证不泄露党的机密，不出卖同志。

第二，变公开斗争为隐蔽斗争，树立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准备反攻的思想准备。语言、穿戴要地方化、农民化，枪支、弹药要严密内藏，不得外露。争取伪乡村长为两面政权，“白皮红心”应付敌人，保护自己。要善于利用伪乡村长、伪组织人员同敌人进行合法斗争。争取瓦解敌伪人员，在敌伪内部建立内线关系，等待时机，里应外合，消灭敌人。如时机不成熟，可长期潜伏在内提供敌伪情报。

第三，加强内部保密工作，严守党的机密。不公开称呼同志和领导人的职称和姓名。党、政、军、民领导人皆以代号或暗号代替，由县委会统一编制安排。例如，称上级为“掌柜”或“大掌柜”“二掌柜”；同级称“伙计”“老张、老李”，禁呼“同志”；党支部叫“果木”，党小组叫“葡萄”；如此等等。皆取隐蔽形式。党组织内部不得发生横的联系，尤其是乡村支部，实行直线的或单线的领导方法。

第四，县区武装和县区干部，采用化整为零、化大为小的方式隐蔽活动。如编为若干战斗小组、战斗小队，分散活动、秘密联系，订立联络信号。不到不得已的情况下，尽量避免和敌人公开交战，以防被敌人一网打尽。注意不集中召开大型会议，有事分头个别传达，分头联系。

第五，“共产党员不仅要学会组织进攻，而且还要学会组织退却。”（列宁语）根据形势的发展和要求，县委会拟分批分期地组织撤出大部分县区武装和县区干部到后方根据地保护起来，既可以避免在当地的损失，又可以支援后方根据地建设，更可以积蓄力量，等待时机，准备反攻。长桓仅保留少数短小精干的武装和目标小不易被敌人所注意的干部，在当地坚持工作、坚持斗争。

对这次县委扩大会议的评估：这是桓台县党组织在发展史上一次具有关键性、克服危机、扭转乾坤的重要会议，它的历史功绩将载入史册。其主要功绩如下：

第一，用马克思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总结分析批判了当时的斗争形势和县委会主要领导人所犯的重大错误，清算和结束了家长统治、独断专行、左倾盲动的领导作风；消除了当时在党员、干部中普遍存在的内心不满、不敢说话的恐惧情绪；从而加强了内部团结，消除了互不信任的疑虑，密切了上下级和党群之间的关系，恢复了党的民主氛围，共同合作，对付敌人，使我党立于不败之地。

第二，有计划、有组织、分批分期地撤出了大批县武装和县区干部，保存了党的骨干力量。1941年六七月间，长桓县大队、锄奸团和县区干部300多人撤至清河区后方根据地；九十月间，又撤出了近百人；至12月底，全县的党政军民各级机关全部撤销，共80多人撤至后方，留下精干人员40多人改编为“长桓军政工作团”（即武装工作队），在长桓西边区坚持斗争。这些撤至后方保存起来的干部，不仅在1943年执行“敌进我进”方针，实行“翻边战术”，恢复了长桓地区的各项工作，而且党组织培育的一批又一批新的骨干力量，在抗日大反攻、解放战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中，都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发挥了重大作用。

第三，由于保密工作和气节教育的加强，隐蔽斗争的措施得当，使长桓党的工作和群众工作避免和减少了许多不应有的损失。例如，由于党组织是单线领导，湖田乡六村、升平乡四村、联五乡五村以及卫固等若干村庄，除个别党员被捕外，党组织基本上都保存了下来。东付村党支部书记王子连被捕遭逼供，坚贞不屈，毫无口供，虽最后被押往“满洲国”当苦力（事后逃回），却保存了本村的所有党员。太平庄“三八式”老党员张程祥，1941年秋被叛变的区委书记邢梅臣捕到卫固据点，叛徒、特务们先后3次用皮鞭、压杠子、灌辣椒水等酷刑逼供，问他“是共产党员吗？支部书记是谁？”张程祥3次均回答“是真正的共产党员，支部书记是朱德、毛泽东”。由于3次口供始终如一，特务们怀疑地说：“他是个傻瓜，不像个共产党员的样子。”最后，允许把他赎出来，至今仍健在，村民们对此传为佳话。还有县青教会干部张正厚（迎仙官庄人），被卫固敌据点捕去，匪刑炮烙致死，没有吐露出半点口供，人们誉为“钢铁战士”。还有马竞生、李本荣、张经文等同志至死不屈。

第四，自1942年至1945年，我们改造和利用伪乡村政权为两面政权，表面上应付敌人，实际上支持我们抗日；在争取伪军、伪组织，给我们购买某些军用物品，做内线、送情报，或里应外合大量消灭敌人等方面，都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

从此以后，桓台县的抗战大业有了新的希望和新的转机，并取得了最后胜利。

（注：本节根据李铁峰、邢涛、相子正、孙铁民、许新安诸同志提供的材料整理而成。）

第二节各区党政建设

一区概况

抗战时期的桓台一区，与抗战前的桓台原一区（4镇106村），在地域概念上是不同的。前者是根据斗争形势的需要以及我党政军群干部活动的范围而确定的，它东迄徐家斜沟、南北石桥和东吕庄，西达长山边境各村，北至苇子河，西张家埠，南到大小张庄、天乙庄，有四五十个村庄。其中心地带是解家营、于家营和董家庄等村，区委、区政府常驻于此。

抗日战争初期，我党我军的活动中心在长山九区和桓台二区，对桓台一区开辟是较晚的。1939年10月初，县委书记孙铁民派向旭到桓台西部被敌人伪化了的新区去开辟工作。向旭在解家营找到在当地活动的四支队留守人员耿子安和耿建初二同志（均是共产党员），经与二耿商议后，确定利用两人在当地的社会关系作桥梁开展工作。但这种方式开展工作较慢。不久，张冲凌带县大队到这个地区活动。经与张商定，以部队名义召集各村伪乡村长开会，公开宣传我党我军的抗日主张和对敌占区两面政权的政策，要求他们拥护抗日、拥护八路军、保护地方工作人员，向敌伪进行抗捐、抗赋税、抗夫役，抵制横征暴敛、鱼肉人民等合法斗争。这种大张旗鼓的宣传，对开辟工作极为有效。当时，县委又派来了宣传干部王立亭，妇女干部王岗峰、刘秀英，农会干部高金铎、张宇河，青年干部邢健民、李勇等人，历时不到两个月，在20个村打开了局面。

11月下旬，建立“动员委员会”。张冲凌以部队名义在于家营召开了各村伪乡村长会议，并邀请少数上层人士参加，宣布成立一区动员委员会，以代行区政府职能，向旭为主任。会上，向旭讲述了“动委会”的宗旨、任务，提出八条施政纲领：拥护八路军和抗日武装，优待抗日军烈属，建立乡村抗日政权，对敌伪开展合法斗争，为八路军筹粮筹款支援抗日，铲除汉奸，兴办学校，实施抗日教育等。

12月下旬，县委书记孙铁民来一区检查工作听取汇报后，决定建立区委会，指定向旭为书记，耿子安、王玉淼为区委委员，王立亭为宣传科长，王应生为组织科长，武云亭为各救国会负责人，高金铎、王岗峰、李勇分别担任农、妇、青救国会负责人，王玉淼任新建区中队队长，向旭兼指导员。

1940年4月，区动委会改为一区区公所，向旭兼任区长。秋天，耿子安任区长，各救会主任为杨豪（寇锡三）。是年夏秋之间，采用武工队的形式开辟新地区的工作，并有了较大的发展，直至推进到大围子以南附近各村和北石桥据点腹地。这时，我们的武装政令所及的村庄，有30多个，这是一区开辟工作的极盛时期。截至年底，已有10个村建立了党支部，即：解家营、曹家营、于家营、董家庄、太平官庄、西吕庄、东吕庄、郝家园、郭家庄、中石桥；还有若干村未建立支部，仅发展了个别党员。全区党员有50多人。

1941年春节后，向旭、耿子安、王岗峰相继调出，张国中调来接任区委书记，不到两个月亦调出。在1月至3月间，干部变化比较大：高金铎、李勇二人被敌伪杀害；张敏、张华调来分别任区委书记、妇救会主任；王次明、张精忠调来分别任区长、副区长。四五月间因张裕安投敌后和二十四旅投降派不断进犯，环境急剧恶化，5月初张精忠调出；七八月间张敏、武云亭、王玉淼调出；容干（张云）调来任区委副书记；至12月底，王次明等所有一区干部均奉命撤出。这时，一区的乡村政权和党群组织均遭受到敌伪毁灭性的破坏。

1943年6月，一区的党政军群的工作相继恢复，先后调来了王立亭任区委书记，武云亭任区长，王玉淼任区中队长，张会亭负责妇女工作，从此开辟了新局面，区中队不断扩大，干部队伍不断成长壮大，党组织逐步恢复发展，直至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

二区概况

抗战时期的桓台二区，与抗战前的原二区（4镇79村）亦不尽相同。前者，在抗日的早期、中期和后期，也有不少的变动。早期的二区活动范围：东迄老官庄、榆林、解家庄、迎仙官庄，西至南北营、王庄和涝淄河畔（河西20多个村划归一区），南到升平乡（潘庄、杜科等村）、联五乡（商家庄、店子等村）和湖田乡，北达龙凤乡（龙子、凤鸣庄等）、大同乡（果子里、义和村等），有50多个村庄。中期，北部的老官乡、龙凤乡、大同乡于1939年冬划归北四区所辖，南部的联五乡、湖田乡于1941年夏划归新四区所辖，二区所辖不到30个村了。后期，1944年秋，二区恢复了，但没有建立区委会和区公所，是与新四区同一个班子领导着两个区。

抗战时期桓台二区的发展状况大致如下。

1938年七八月间，清河区特委书记霍士廉指定张冲凌任桓台二区中心区委书记（当时桓台无县委会），张敏任宣传科长，李明任组织科长，马伯诚任青年科长（后叛变）。由于国民党第十二梯队胡凤林部队占据桓台东南乡，限制了二区的活动，张冲凌从组织抗日游击队入手，开展党的工作。不久，组建了特务连，张方中任连长，张冲凌兼任指导员，并发展了张方中、张治海（排长）、张聿河（司务长）为中共党员。区委在发动组织抗日武装的同时，秘密工作，先在尚庄、曹村、乔庄、杜科发展了救国会的组织，再从积极分子中发展党员，上述四村是建党建立支部最早的。

9月24日（农历八月初一），胡凤林部队被日军击溃，所部撤退至大围子里，二区中心区委利用这个有利时机，立即发动和组织各村成立工、农、青、妇、民兵等抗日救国会的组织，并建立了“淄益长桓四县边区抗日动员委员会行政办公处”（即二区区公所的前身），张冲凌兼主任，办公处设在榆林村，为八路军筹粮、筹款、筹备鞋袜和军用物资。这时，上下湖田、南北焦宋各村，在魏臣忠和郭登奎对张冲凌的协助下，也开展了群众工作，发展了党员。

截至1939年上半年，新建立党支部的有上湖田、下湖田、南焦宋、北焦宋、解家庄、军屯、迎仙官庄、榆林、南岭、北岭等村。在各村组建各救会可以公开号召，但发展党员必须秘密进行，不能公开。于是区委决定在南岭村开办各村救国会积极分子训练班，其中有群众，也有少数党员，共40多人。由张冲凌、马竞生、马伯诚等人分别担任战术教员和政治教员，以《论持久战》《论新阶段》《抗日战争的战略战术》为教材进行学习。计划训练半个月，因日军扫荡提前结束。经过开办训练班，各村党的工作发展很快，半年多的时间，连同1938年已建立的共有14个村支部了。

1939年自春至夏，环境逐渐恶化。张店、湖田、金岭镇之敌在轮番扫荡桓台南部之后，四五月间，相继在卫固、街子、北石桥安设了敌据点。1939年10月，张敏调出，张河清（李本荣）任区委书记。1940年2月，“临益长桓四县边区抗日动员委员会行政办公处”改称“临益长桓四县边区行政委员会”，杨岳东任主席（即区长）。1940年3月，撤销行政委员会，改称“桓台县第二区区公所”，杨岳东任区长。这时，桓台二区党政军群的各种组织较为健全，武子刚、李桂明、李光宗、傅赤先等分别任农、妇、青救国会负责人，张勋臣任区中队队长。

二区各项抗日工作活动，虽有卫固、街子、北石桥敌伪据点的骚扰，但经过整顿、恢复和发展后，至1940年年底和翌年春，已走向了抗日高潮。县委、县政府的一些重要会议和重大活动，公然在距街子据点两华里处的曹村召开，形势之好，可见一斑。这时全区党的支部有15个（湖田乡的5个支部已划给新四区；另增加龙凤乡、甘鲁乡、马公乡的6个支部），党员发展到110多人。

1940年5月，杨岳东调任县政府民政科长，区长由王靖宇（任曰淼）接任；八九月间，李本荣调任县委组织部部长，区委书记由王济亭接任；11月，王靖宇调任县政府民政科长，区长由曹功九接任。1941年春，风云突变，张裕安带队投敌，曹功九和副区长张丕伦相继叛变，曹当了张的军师；二三月间，王济亭调出，王立亭接任区委书记，党的工作转入地下，其他干部相继调出。到了7月，二区环境趋缓和，新任二区区长扬子江和副区长邢乐英坚持恢复工作，在花荫乡、马公乡、甘鲁乡、老官乡一带转入半公开活动。9月间，环境又恶化起来。11月中旬杨、邢二人和通信员在仁和村突围战斗中壮烈牺牲。从此桓台二区的党政军群各项工作陷入停滞状态。至年底，二区干部全部撤走，仅派回张敏进行地下活动，处于绝密状态。

1943年下半年，当桓台新四区、五区、一区的党政工作相继恢复后，桓台二区的环境仍然是严酷的。其北部老官乡、龙凤乡与甘鲁乡的恢复工作由五区区委、区公所分工负责；其南部升平乡、花荫乡、马公乡的恢复工作由新四区区委、区公所分工负责。1944年7月，二区恢复，由新四区兼管，即区委书记张敏，区长张勋臣，同时管理两个区的工作。直到1945年8月抗日战争结束后，二区与新四区才分别独立出来。当时，二区区公所改称石桥区，设在北石桥，新四区区公所改称金岭区，设在金岭镇。

三区概况

抗战时期的三区，就是抗战前的老三区（3镇87村）。抗日战争爆发后，是国民党二十四旅的心腹地带，因统治较严，我们只能秘密地在三区的东部和南部各村庄开展抗日活动和建党工作。

三区党组织的建立，大约是在1938年上半年开始的。最早的党员叫王心一，原名王庆全，三区马家庄人，贫农出身，年轻时当雇工，因打抱不平惹祸，被国民党政府关进济南监狱。在监狱内被发展为共产党员。1937年冬，日军进占济南，国民党军队不战而逃。王乘机越狱逃跑回家，主动与桓台县党组织孙铁民取得了联系，成为三区最早的党员之一。

1939年5月底，景晓村、苏杰带清河区特委一批干部驻北六庄。不久，派于一同志任三区区委书记，组成三区区委会，王心一任组织科长，高延礼任宣传科长，李晓光任青救会长。8月成立了三区动员委员会，先由张明远后由张功臣任主任。于一是鲁中人，对三区人地两生，语言有别，不能坚持工作，不到三个月，于一调县委会，任效苏（任曰淼）任区委书记，组织科长张醒悟，宣传科长张国中，农救会会长王旭晨。三区没有成立过区公所，县政府指定张明远兼任三区区长，并发给一枚区公所公章以便他在征粮征款和锄奸团使用。

1939年春节，日军先后在索镇、桓城、唐山、陈庄、起凤桥、荆家庄、郑家北营安设了敌伪据点。秋后，国民党二十四旅一团、二团团长率残部投敌，与日军积极配合反共灭共，造成这一地区形势极端恶化，斗争极为残酷。这就决定了我们的斗争方式必须是隐蔽的秘密的，一切公开组织哪怕是群众性的抗日组织都不能存在。群众性的抗日组织转入地下状态，党的组织更加绝对秘密。不管是发展群众性的组织和党的组织，都是通过亲戚、朋友和同学秘密发展，稍有不慎就有家破人亡、组织被破坏的危险。

不仅方式上绝对保密，而且发展对象也要绝对可靠。由于三区区委的几个领导人都是贫雇农出身，他们的亲戚朋友也多为贫雇农，通过亲戚发展亲戚，朋友串联朋友，很快发展起来，并保证了阶级成分的纯洁性。短短两年，有30多个村庄发展了群众性的抗日组织，主要的有：前后毕庄，刘崔张三茅托、南李家庄、王家庄、刘家庄、兰柳树、趢家庄、宫家庄、义和庄、小辛庄、耿家桥、河崖头、马家庄、任家庄、北辛庄、起凤桥、夏庄、姜家庙、苏王庄、宋王庄等，其中南李家庄，后毕庄能公开或半公开活动。建立党支部的村庄有：南李家庄、耿家桥、后毕庄、后七里庄、王沟庄、刘茅托、北王家庄、刘家庄8个村，党员有70多名（其中的北王家庄有党员45人，居全县之冠）。由于组织严密，活动绝密，直到1940年春，三区干部奉命撤出时，没有出现一个叛徒，党组织和群众性组织没有受到严重破坏。

1939年冬至1940年春，国民党二十四旅对三区进行疯狂破坏，到处追捕三区领导干部，疯狂追捕和杀害秘密党员与革命群众。三四月间，任效苏（任曰淼）奉命调至桓台二区任区长，更名王靖宇，其他干部奉命撤至北六庄借居，待机出击三区，从此三区党群工作转入地下，直到1945年8月日军投降，三区的党政军群工作才重新恢复。

困难时期，在三区干部撤出后，有少数干部和党员牺牲。1940年清明节时，王心一借野外祭祖和踏青的习俗，趁路上行人来往纷纭之际，乔扮成木匠（原来会木工），自沙沟河村越乌河去三区活动。不幸，与敌顽二十四旅巡逻队相遇，有人认出王心一而被捕去。团长王金生利用与王心一是同村同祖的关系，威胁与利诱并举，胁迫王心一投降，企图继而破坏各村的秘密组织。王坚贞不屈，破口大骂汉奸卖国贼。王金生恼羞成怒，在施以各种酷刑未达到目的后，将王心一残杀。王心一在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汉奸卖国贼！”声中壮烈殉国，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高尚气节。三区有些老党员提起此事尚赞叹不已。

刘家庄的共产党员刘洪绪，在1940年10月13日被二十四旅捕去，几经酷刑，没有泄露党和群众抗日组织的任何秘密，最后惨死在曹家润的屠刀下。三区的耿家桥、王家庄还有几位党员牺牲，他们也同王心一、刘洪绪一样，坚贞不屈，牺牲自己保全了党组织，使三区党和群众的组织始终未遭受大的破坏。这是值得大书特书和骄傲的地方。

五区概况

原长山县九区（1镇25村），于1940年春划归桓台县，称为第五区。在排座次上虽是老五，其实，在政治上它是老大哥，对革命、抗战的贡献很大。

1938年7月，根据杨国夫司令员关于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指示，成立了“长山九区抗日救国动员委员会”，推原区长张鲁臣为主任（后叛变），以支援八路军和抗日的工作。六七月间，霍士廉指定先成立“长山九区中心区委会”，孙铁民任书记，马竞生负责组织工作，发展党的组织，扩大地方武装，建立乡村政权。9月间，中心区委在卫固、付山村举办了为期10天的小学教师（50余人）训练班，并创办抗日小学，开展抗日宣传教育工作。

9月初，长山九区“抗日救国动员委员会”，改为“行政委员会”。这是长桓地区最早的区一级的政权组织。行政委员会由刘超任主席，其主要成员有：曹光、孙子诚、于鲁川、杨泮亭、杨永亭、李春田、邱汉三、向旭等。1938年冬，李铁峰接替刘超任主席。1939年春节后，对行政委员会进行过一次整顿，宣布了各部（开始叫股，以后叫部）负责人名单：于鲁川秘书兼财务部长，曹光为总务部长，孙子诚为武装部长，李春田为粮秣部长，向旭为教育部长，邱汉三为建设委员会主任。

1938年11月，中共长桓临益四县边区委员会，在孙铁民领导下决定建立中共长山九区区委会，张明（张桂贞、张耕农）任区委书记兼组织委员，向旭为宣传委员，武象言为武装委员。区委的主要工作是：积极发展党员、扩大党的组织，对支部和党员进行基础教育和知识教育，指导村支部开展参军、参政、组织工农青妇群众抗日团体和自卫团，建立农村群众性的武装组织和情报组织，进行防汉奸、锄汉奸，等等。

区委会建立前，经过一年多的建党和建军的活动，已经有13个村建立了村支部，即：沙河村、东付村、面窝、西付村、杨家桥、马王庄、西尹坞、孙家庄、万盛、彭官庄、大河南、大寨村、于家庄；4月，又增加卫固（大街南）、付山村、张家庄、龙王庄、太平庄5个村；其他村，如：仁和村、北龙庄、侯家庄、边辛庄、郭家庄、黄金村、东尹坞、小寨、小河南也发展了个别党员，但未建立支部；至1940年底，包括已划归五区的冶里、中埠共29个村，都建立起党支部；唯有南部由五区代管的益都四区披甲乡（6个村）、茅托乡（7个村），由于多种原因没有建立党支部。这时全区党员已达210多人，其中张家庄支部最大，党员有20多人。

1939年四五月间，日军在卫固、街子、北石桥安设据点后，这片抗日工作比较活跃的地区变成了敌占伪化区。为了适应环境的变化和斗争形势的需要，7月，县委会决定改组区委会，张明调出，指定张洪翥（张哲民）任区委书记；将沙沟河至马王庄的北六村，划归新建立的北四区（当时称四分区）领导；对长山九区行政委员会进行了精简，只保留李铁峰、于鲁川二人坚持和开展工作。是年7月，李铁峰调任“长桓临益四县边区联防办事处”主任，兼顾长山九区行委会的工作；年底，区委书记张洪翥调出，由张敏接任。

1940年5月，成立了桓台县五区区公所，郭里亭任区长。张敏仍任区委书记。五区各类抗日组织里，由齐登隆、张思凝、路刚毅、陈广文等人分别任工、农、青、妇救国会的负责人，把当时处于敌占区的各项抗日救亡工作推向了高潮，甚至在（沦陷区的）卫固镇内也发展了党和群众性的抗日救亡组织。

1941年春，环境开始恶化。2月，张敏调一区，王济亭任五区区委书记；4月，郭里亭投敌，王立新（索正深）任五区区长；5月，王济亭调新四区，邢铭忱、路刚毅分别任五分区和六分区（五分区一分为二）区委书记；6月，王立新被捕叛变，由副区长于心一主持工作；10月，邢铭忱叛变，于心一被捕；11月，路刚毅调出，五、六分区合二为一，由副书记傅赤先主持区委会工作；至年底，五区党政军群所有干部撤出，仅密留孙伦与上级党组织保持上下级联系。

1943年6月，五区恢复，傅赤先任五区区委书记，孙义伦任区长，对五区开展了恢复工作。1944年初成立五区区中队，区长兼中队长，区委书记兼指导员，杨成礼任副中队长。1944年春至1945年春，把驻付山村、侯家庄、老官庄的国民党二十四旅投降派先后逐出，赶回了大围子里，直到取得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老四区概况

老四区是抗日战争前的旧四区（1镇75村），也像三区那样，是国民党二十四旅统治很严的地区。郑家北营郑边亭的一个团常驻于此。它地处桓台城西北的一隅，桓台县委领导不便，在抗日战争开始发展游击队的时候，就划归北部邹长县委领导，当时北邹长称为新四区。抗战胜利后仍归属桓台县领导。

老四区的开辟工作是从1938年初开始的。当时我八路军和工作人员在四区西部张官庄、辛庄、五个马头庄一带活动，张官庄是根据地。1938年春，韩子恒拉起的游击队首先驻到张官庄。此后，八路军部队经常到这一带活动。1938年冬，八支队马保三部队驻这里做过抗日宣传；1939年3月2日，三支队马耀南司令员带部队在爱贤村对日作战后，驻在这里休整过；七团副团长马千里在战斗中负伤，在这里养过伤。因此，西部许多村庄深受影响，热爱共产党，拥护八路军，积极参军、参政以支援抗日战争。当时百多户的张官庄，就有十几人参加了八路军。

1939年春，北邹长县委组织部部长刘耀文、宣传部部长刘力夫、职工会主任吕洗尘带贾瑞亭等，进入四区开展工作。在四区，最早建立党支部和群众组织的是张官庄。8月，建立了村支部，张欣荣任支部书记，组织委员韩香亭，宣传委员韩克俊；接着又成立了村的抗日救亡团体，农救会长韩汇川，青救会长张欣荣，妇救会长韩许氏（韩汇川妻）；由此推动辛庄、五个马头庄等村，也相继发展了党员，成立了村的抗日救亡团体。

10月，在张官庄（韩汇川家）建立了四区区委会，由刘耀文宣布贾瑞亭任区委书记，组织科长李宗山（李俊岭），宣传科长李安庆，武装科长齐继功（齐济公），农民科长韩汇川，青年科长张欣荣，妇女科长陈震。贾瑞亭宣布了当前的工作任务是：积极向各村开展工作；发展党员和抗日救国会会员；建立群众性抗日救亡组织；深入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发展武装，募粮募款支援八路军。

区委成立后，党和群众性的抗日救亡组织发展得很快，到1940年，不仅张官庄、辛庄、五个马头庄有了群众性抗日救亡组织，其他村如金家庄、孙家桥、东宰村、西宰村、东平、葫芦头、郑家北营、董家圈等二十四旅腹地，也有了我们的地下群众组织。全区建立支部的村庄有：张官庄、辛庄、五个马头庄、东宰村、东平、北省、西营、葫芦头等12个村，党员69多名。

1940年春至1941年底，四区领导干部多次易人：区委书记先后由李俊岭、辛林、张子玉、王新武继任，组织科长王继武、牟林森，宣传科长孟欣斋，动员委员会主任李承祥，职工救国会长冯明五，农救会长孙玉民，青救会长李承斌，妇救会长孟兰、安子芝，区长赵光前，公安员袁崇洞（栋梁山），区中队长赵玉华。

1942年至1943年，国民党二十四旅投降派在张官庄安设了据点，环境趋向恶化，区委会和区公所干部又作了多次调整：区委书记孙伯章、李迎三，妇救会长李玉文，区长刘振鲁、齐继功。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后，由桓台县委派干部接收了四区，重建了区委会和区政府。

北四区概况

北四区，是日军在卫固、街子北石桥安设据点后，拦腰切断二、五区的中部，使该区领导对敌斗争发生困难的形势下，于1939年7月，中共四边县委决定新划出来的一个区，当时称为四分区。由三区南部和二区、五区北部的一些村庄组成，包括四坊乡、大同乡、龙凤乡、老官乡、北六乡（曾一度划归三区，此次划归北四区），共计21个村庄。当时干部很缺，仅抽调了一个区委预备书记高玉符，带领几个具体干部，到北四区做筹建工作。1940年4月，从三区撤出的张国中，耿丙吉（耿长干）等人调入后，才正式建立北四区。区委书记是高玉符，组织科长张经纯，宣传科长张国中；区长高玉符兼，副区长王立新；耿长干（这个名字很少有人知晓，只叫他耿大肚子）、高云祥、成坤、李建文、张竞先等分别任工农青妇各抗日救国会的负责人；区中队队长宗怀亭。

1940年秋后，北四区环境渐趋恶化。二十四旅投降派不断侵扰四坊乡、龙凤乡和大同乡的果子里、义和村一带，到处抓八路、乡村干部，危害很大。当时，在这一带活动着我县大队和张明远的锄奸团，使投降派有所顾忌，因而对老官乡、北六乡未敢轻易进犯。1941年4月，高玉符调区党委学习，张国中任区委书记，王立新任区长，李干卿（高云卿）任职工救国会负责人。年终高玉符逃跑，带情妇李建文双双叛逃到二十四旅当了汉奸。

1941年春，环境更加恶化，深知内情的叛徒高玉符，带领二十四旅投降派进犯老官庄和北六乡各村，有的干部被捕，有的干部投敌。4月，县委会决定北四区撤销，所有干部调至五区，张国中任区委书记，王立新任区长，宗怀亭带区中队与二区区中队合编，张勋臣任队长，宗怀亭任副队长。不久，由于叛徒王锡成（老官庄人）的出卖，宗怀亭和区中队在北岭村被俘遭残杀，唯张勋臣一人幸免于难。

新四区概况

新四区，是1941年4月间，中共长桓县委会决定建立的新区。西迄张店，东至石家茅托，南到胶济铁路，北达四宝山、玉皇山和临淄边界，是原属益都县四区的一部分。包括茅托乡和披甲乡（前由五区代管），湖田乡和联五乡，洪沟村（前由二区代管）等共25个村。五六月间，又划进张店附近3村和升平乡4村，合计32个村。

“五一”节，区委正式命名，区委书记王济亭，区长张精忠，仅此二人别无干部。6月，相继调来了救国会会长李干卿，妇女救国会会长王兢先（成大嫂），区公安员邢乐英、曹恒业，提升披甲乡乡长毕立德为副区长，开始筹建区中队，整个新四区有向上发展的趋势。

这时，桓台县各个区因张裕安投敌后的大肆破坏，环境已严重恶化。但是处于边远的新四区，那些投敌的叛徒们过去很少到此地活动，对地形、人情、组织状况都不熟悉，故而破坏得就少一些。唯有靠近张店附近属新四区的七八个村庄的群众组织，受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有些村干被捕，有些村干逃跑；但就新四区的全体来说，大部分村庄的群众组织与各村的党支部都没有受到破坏，仅仅是个别党员和少数村干被捕，但党和群众组织消沉下来，不便公开活动了。建立区委时，继承和接收村党支部有7个（湖田乡5个、联五乡2个）。下半年，个别发展了几个党员，全区党员达42人。披甲乡和茅托乡各村尚没有建立党支部。

7月，李干卿调出学习，邢乐英调至二区。8月，王济亭去县委会开会，牺牲在付山村。9月，调来王立亭任区委书记。当时新四区的环境转向恶化。原来打着抗日旗号的益临边区主任梁学堂和武装委员杨洪勋投敌后，梁打出国民党特务机关的牌子在他本村北焦宋扎寨为营，与八路军对抗起来；杨洪勋在铁山矿务局跟随日军当了特务队长，从此两方带队不断袭扰新四区，枪杀我们的地方干部孟宪策、刘明三等人，对东部各村危害很大。

秋后，随着野外大秋作物收割，形势更加恶化，有几个区中队队员和通信员先后被张店、街子、卫固敌人残杀了，毕立德、曹恒业两个干部和三个战士吓得逃跑回家不干了。仅剩下王立亭、张精忠、王兢先3人在地方上坚持工作。当时幸亏胶济大队的魏臣忠等人和胡立义特务队的几个战士在新四区活动，协助维持了局面。因形势恶化，子秋后，将军屯、湖田、南焦宋、张庄等几个目标很大的乡村干部和支部书记撤到了小清河北的根据地。年底，王、张等领导人也相继撤出了新四区。

1943年春节后，张敏、张精忠奉上级之命潜回湖田乡、联五庄一带活动。6月，恢复了新四区，张敏任区委书记，张精忠任区长；8月，张精忠调县政府，张千亭（陈方兰）任区长。1944年冬张千亭被捕，张勋臣任区长。11月，张敏牺牲，由李晓光兼任区委书记，直至抗日战争胜利。

（注：本节根据张冲凌、张欣荣、任曰淼、向旭、冯明五、孟欣斋诸位同志提供的资料整理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