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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桓革命回忆录——第二章

发布日期:2020-04-29 13:48:58 浏览次数: 字体:[ ]

第二章 日军暴行与群众斗争


第一节日军暴行惨绝人寰

 

血洗铁山三村

1938年2月18日(农历正月十二),张店日军旅团长牟田,纠集张店、金岭镇日军一个联队,在山东淄博市张店东北40华里处的冶里、中埠、于家庄3村,制造了一场骇人听闻、惨绝人寰的大屠杀。这个惨案发生的历史背景和经过情况,虽然已过去50年了,但因大屠杀给人们带来的创伤极为深重,至今记忆犹新。

日军大屠杀的目的是什么呢?据事后考证有三:

一是起义军民抢矿山、扒铁路。在姚仲明、廖容标领导和发动的黑铁山武装起义后,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高潮,军民奋起,抢矿山、扒铁路,把日本在“巴黎和会”后取代德国,霸占达20年的金岭铁矿的厂房、设备、铁路等破坏殆尽,打破了日军重占后立即开采以供军需的美梦,严重地损害了日军及其走狗们的既得利益。

二是工贼张子明勾敌为其岳父复仇。当我军民纷纷破袭金岭铁矿的厂房、设备时,开办铁矿的鲁大公司代理人张子明之岳父李老头李老头:中埠大地主,鲁大公司委托他看守厂房。,屡次站出来竭力阻挡破袭的人们,群众愤怒至极,由冶里村的王茂君、邢宝行等5人把李老头打死了。于是张子明跑到张店日军司令部报告:冶里、中埠、于家庄3村组织游击队、抢矿山、扒铁路、打死看守矿场的李老头,请求日军出兵镇压。

三是中埠大地主王老五的儿子王燕子(王际烈)向金岭镇日军告密。铁山起义后,在中共铁山特别支部李清桂等同志的带领下,收缴了“六吉堂”王家地主武装的枪支,分了王家的粮食救济饿腹贫民,王燕子怀恨在心,当了汉奸,跑到金岭镇向日军警备队盘井队长告密说:冶里、中埠、于家庄3个村在组织游击队,到处分粮食、起枪支,北中埠是游击队的大本营。就这样,张、王二人引狼入室、为虎作伥的大屠杀惨案发生了。在1951年镇压反革命运动时,王燕子被捕后向中埠人民交代了上述罪行。

农历正月十二的凌晨,日军大队人马把3个村子团团围住。冶里早起拾粪的老年人彭亢书,到村外隐隐约约地发现墓地里黄乎乎的一批军人在活动,立即缩了回来。日军如临大敌,把机枪、大炮设置在铁山东麓,居高临下,枪炮口朝向这3个村。显然,这次屠杀的重点是根据张子明、王燕子密报所确定的冶里村和北中埠敌人把于家庄误认为是北中埠,因两村毗邻。而布置的。

是夜,冰雪封地,严寒逼人,那些饥寒交迫、淳朴诚实的乡老妇孺们,安然地弓缩在被窝里,相依取暖,在漫长的寒夜里,等待着暖日东升,他们万万没有想到大难就要临头了。

拂晓,照明弹、信号弹腾空而起,气势汹汹的日本强盗,用机枪大炮向着3村手无寸铁的无辜良民发起了疯狂的射击。霎时间,墙倒屋塌,硝烟弥漫,3村陷入一片火海之中。村内男女老少从梦中惊醒,慌乱无主,不知所措,呼儿唤女,仓皇逃难。在枪炮声中,人们死的死,伤的伤,血肉横飞,惨不忍睹,痛哭凄叫之声,惊天动地。特别是受到重点进攻的于家庄,父老兄弟姐妹们,前呼后拥像潮水决堤一般急匆匆朝向村北角夺路而逃,很多人在逃跑中被枪杀在村头,尸体堵塞了狭窄的街道路口,跑不出去的人们被围在村内,继续饮弹而亡。

经过长时间的枪炮攻击之后,日军没有发现张子明、王燕子所报告的游击队。于是端着刺刀杀向村里来了。强盗们首先杀进了于家庄,挨家挨户地搜查,见人就抓,见逃跑的就射杀,不分男女老幼凡被抓到的统统集中在于家庄中间、大湾北边的一个场院里,从中埠村抓来的人也集中在这里。其中有不少外乡人,有春节来探亲的,也有路过宿店的,共100多人。万恶的强盗们露出凶残狰狞的面目,架起了机关枪疯狂地向人们扫射,人们一片片地倒在了血泊里,霎时间,湾内血流成河。扫射过后,敌人再用刺刀翻腾着寻找未死的人重杀二遍。当时争相逃命而赤手空拳的青壮年在同敌人搏斗时,几乎都被敌人杀死了,虎口逃生的寥寥无几。在枪炮声中,人人都渴望着求生。幸亏在场院中间有个破烂不堪的地屋子,有十几人偷偷地爬卧在里边,幸免一死。这100多人,就在这不足300平方米的场院里被残杀了。还有些在村子里来不及逃跑的小孩子、小脚妇女、老人、残疾人都被刺刀穿死了。大户人家于司兰未让子女外逃,结果祖孙三代5口人俱丧在敌人屠刀之下;年逾八旬,常年靠乞讨维生,弯腰驼背的残疾人于司信,被敌人穿死在凳子上;久病卧床,生活不能自理的于司钦老人,被敌人穿死在被窝里;向锋(于又干)听到枪响就逃生了,两个哥哥未逃走,被残杀了。如此惨死者,数不甚数。

与此同时,屠杀重点又指向了冶里村,强盗们端着刺刀,先从庄的东、北两个方向杀进村内来了。进村后挨门逐户搜查,不分男女老幼非抓即杀,特别是青壮年更不放过。村里于兴邦、于兴旺弟兄俩曾给日本人干过事,会说日本话,出于拯救乡亲们的愿望,冒着生命危险,跑出来找日本“太君”请求,可怜他俩也挨了刺刀。于兴孝、战新清二人以为是在铁路上干活的,拿出工作证给日军看,想出来求个情,强盗们根本不理睬,将工作证摔在地上,仍然把他们抓走了。乡亲们一看这些情况,能跑的跑,能藏的藏,那些既不能跑,又不能藏的老的、小的、病的,一个个被强盗们杀死了。

家住冶里东北村边上的老人彭元书,拖儿带女无力逃跑,敌人进了他的院子,彭元书双膝跪地为老小求饶命,强盗们眼都不眨,一刀把他捅死。70多岁的甲兆洪,早晨还未起床,就被捅死在被窝里。外出拾粪的彭元书,看到敌人后退回家来。当3个日军进村撞他家的屋门时,彭去开门,敌人几刺刀把他穿死了。农民王金城抱着刚会走的孩子逃跑,敌人追上去一刺刀,父子二人惨叫一声都丧生了。面对这种情况,有些血性方刚、不愿意做羔羊的青年小伙子们,奋勇与敌人搏斗而壮烈牺牲了。如年近40岁的张永年,身强力壮,当他看到只有一个日军追赶自己的时候,就猛扑过去夺他的枪,二人扭打成一块,眼看枪已夺过来了,从村围墙外窜进五六个敌人,把张永年打死了。青年人王树智,几个敌人进冶里村抓他时,反抗搏斗,被打得头破血流,随后被抓到村西头屠杀场,在枪杀时他装死混过敌人的检搜而逃生了。

强盗们从东、南、北三面,把乡亲们全部赶到村西门外早已设置好的屠杀场——一个大湾坑里。不多时已集中到200多人,早饭后,日军在屠杀场四周布满了岗哨,西面、北面都已架好了轻重机关枪,并下令叫所有的人都站起来。当一个足穿皮乌拉、手里挥舞着东洋刀、骑着东洋马的指挥官一声号叫之后,轻重机枪立即喷出了火舌,夹杂着扔出的手榴弹,射向了手无寸铁的人群。霎时间伴随着一片混乱的惨叫声,横七竖八地倒下了一大片。多数被杀死(如赵志贤等),少数被杀伤,仅有二三十人从日军岗哨间隙里逃生。

枪声响过之后,日军端着上了刺刀的枪,在尸体中间,一面检查,一面点数,如果有人还动弹,就再捅上一刺刀。有些机警一点的,窥见这种情景后,屏住呼吸装死逃生了。例如,李炳南揣着不满两岁的女孩子趴在地上,被日军踢了一脚,没有动弹;孩子惊吓得也不敢哭,就这样逃生了;而他父亲和哥哥却死在他的近旁。战秀清听到枪声后,躺倒在地上装死,日军来检查,他屏住呼吸未动弹;近旁的一个人被吓呆了,瞪着两只大眼睛一动不动,日军踢了他一脚,仍然没动;等待日军走远之后,战伸手拉了拉那个人,一起往南逃生了。

一阵大屠杀之后,10点钟左右,强盗们从冶里、中埠、于家庄向北撤走了。敌人撤走路经有关村庄时,还打死了10多个农民。敌人走后,躲藏在各处幸存的乡亲们才陆陆续续地走出来,急匆匆到处寻找自己的亲人。他们在集体屠杀的湾场上,看到了那惨不忍睹的一幕:有的头被炸得没有了,有的脑浆四溢辨不清是哪个人的,有的断腿缺臂却仅存一息,有的身首分离尚有一丝相连,有的血肉横飞四处,有的肠子流在地上,还有炸掉的胳膊和腿,认不清是谁的……亲人们见此惨状,哭爹叫娘,呼儿唤女,翻腾着仅从衣帽上去辨认自己的亲人。寻找中,哭得死去活来,悲痛欲绝。还有些死而复生后,却终身变成了残疾人。冶里王明芳被刺刀伤了脖子,食道穿透,喝水时必须得用大拇指堵着;战祥清被刺刀从嘴里一直捅到耳朵,须整日用手托着下巴骨;申立本的父亲和弟弟被杀死,妹妹受了重伤,患了严重的后遗症。

这次惨案,被屠杀的多数是青壮年,受害最严重的是于家庄,几乎连收尸葬埋的人都找不到。有些人家只剩下孤独老人或寡妇儿童,老的或小的,天天哭哭啼啼,食水不进,悲痛而绝。于永荣的3个儿子被杀,老两口日夜啼哭,不久双目失明,相继去世。于司传4个儿子无一幸存,老人食水不进而亡,绝了门户。于司荣老人看到儿子和两个孙子的被杀惨状,当即痛绝身亡。在惨案后,有许多人家无钱买棺材,几乎连卷尸的苇席也买不起,更无劳力去葬埋亲人。有的是几家合用一辆车子,推着几具尸体,挖个土坑草草葬埋。邻近村的亲友们闻此噩耗后,有的抬着棺材,有的拿着苇席,领着亲友来处理丧事。西伊家坞张秀峰就是抬着两口棺材,来于家庄处理他老舅和表兄丧事的。惨案后,3个村的丧事,整整延续了3个月才处理结束,有的尸体已经腐烂得难以收拾了。

这次惨案,冶里东北角姓申的只有8户,就被杀死15人。于家庄有一家7口人,被杀害10人(连外村来探亲的女儿、女婿、外甥也被害);所有被残杀者,十室九空,家家户户失去了劳动力,无力生产,土地一片荒凉;大难后人人提心吊胆过日子,一听到枪声、呼喊声、狗叫声或急促的脚步声就炸了营般一个劲地往村外跑;由于生活所迫,儿媳改嫁、卖儿卖女的、变卖家产的、离乡背井的、四处要饭讨食的比比皆是;每年的正月十二,三村的野外坟墓上,处处冥纸飘摇、香火缭绕和一片悲痛哭唳之声,子孙后代难忘这个悲惨的日子!

这次惨案被残杀的基本情况如下:

于家庄仅有66户,不足300人,当即被杀害者52人(劫后悲痛致死者未统计在内,以下皆同),重伤致残者10人,几乎家家有伤亡;全家被杀绝者有于司信、于永司、于永玉、于永文和于永庭5户;被害最严重者有9家:于司兰3代5人,于永财兄弟4人,于兴富兄弟3人,于司荣3代4人,于司惠父子3人,于永珍3代3人,于司行、于永绪、于司坦家各2人;其他24家都是姓于的,各受害1人。

中埠村地处三村中间,有125户,500多人,当即被杀害者有34人,重伤致残者3人;全家被杀绝者有王际顺、李炳儒、李维家3户;被害严重者有5家:王际顺母子2人,李炳让、赵义三、郭希香、王曰中等,都是父子2人;其他24家各受害1人。

冶里村有200多户,1100多人,当即被杀害者有83人,重伤致残者22人,全家被杀绝者有王维义、王福昌、杜巨子、战兆度、赵永义、赵永水、申立善、郑天右、郑天福、常兆廷、张成香12户;被害严重者有6家:李建安父子、杜京富父子、王维义父子、申立善兄弟、申兆江祖孙、杜巨子母子,每家各2人;其他71家各受害1人。

3村共计被杀害者216人,重伤致残者35人,全家被杀绝者20户。外乡人来3村探亲被杀害者36人,日军在归途中杀死边辛庄1人,黄金村3人,大寨村7人。以上合计被杀害者263人。《长桓烽火》中反映的数字不确,应以此为准。

这次日军大屠杀,从反面惨痛地教训了广大的人民。“谁坐天下不要民”的投降言论和“日军烧杀是游击队惹出来的”谬论被严酷的事实粉碎了,即使没有人去“惹”日军,他们也会肆意烧杀的。人们幻想用封建伦理纲常、跪地求饶规劝敌人放下屠刀的希望破灭了。敌人并没有丝毫的怜悯之心,仍然用机枪大炮对待手无寸铁乞求的人们。广大人民从实践中得出的共同结论和呼声是:“坚持抗战到底,誓死不做亡国奴!”

英雄的铁山人民,既没有被斩尽杀绝,也没有屈服,而是在血洗后更激起了对日本强盗的深仇大恨,他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纷纷组织起工、农、青、妇和民兵、自卫团等抗日组织,拿起了土枪、土炮、大刀、长矛等各种武器,决心为死难者报仇雪恨、抗战到底,把日本强盗赶出中国去。许多死里逃生的青年,当即参加了八路军。从此以后,各村里的抗日救国组织,白天生产劳动,站岗放哨,晚上破坏铁路(金岭镇至铁山段),挖桥梁,割电线,扒公路,大造土枪、土炮、五子炮,英勇地打击侵略者。

1938年7月22日(农历六月二十五),获悉金岭镇之敌要到铁山一带扫荡。第二天拂晓,当敌人向铁山方向出动时,被我孟家庄在窑上放哨的民兵发现,他们一面放枪向各村报警,一面阻击敌人。当日军进入于家庄时,埋伏在于家庄西北坡下的自卫团和黄金村守卫在南围子墙上的自卫团相继向敌人开火,他们用的虽是土枪、土炮和部分钢枪,但威力很大。敌人受阻之后,因情况不明,乱成一团。我特务团二营三连连长孙凤文闻讯后,指挥战士前来支援,当场击毙部分敌人和机枪射手。驻临淄申家桥的三支队副司令员杨国夫,闻讯带队前来增援,把敌人打回了金岭镇。这次战斗毙伤日军30多人,取得了重大胜利。这次阻击战的胜利,教育了群众,鼓舞了士气,增强了夺取胜利的信心。当9月14日,金岭镇日军100多人,配合张店日军偷袭卫固镇时,行至黄金村南就被中埠、冶里、于家庄3村自卫团再次打了回去。

 

制造洪沟惨案

洪沟原是淄川县第九区在胶济铁路北边唯一的村庄。日军进占张店后,我党为了领导方便将其划归“淄益长桓四县边区行政委员会”,以后又划归桓台县新四区领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属淄博市张店区所辖。。

洪沟是个有着光荣传统的村庄。早在1925年,中共山东省委就派人到张店、洪沟一带发动、组织工农群众,成立平民夜校,开展工农运动。翌年秋天,在洪沟村成立了第一个农村党支部。从此,孟金山、高光宇(高升)等共产党员英名远扬。1927年革命军北伐时,工农运动在党的领导下,轰轰烈烈,给洪沟村埋下了革命的火种。

1939年秋天,淄益长桓四县边区行政委员会主席杨岳东杨岳东:杨宗阁,张店人,主席相当于区长。,带领民政助理员张勋臣来到了杜科村,当完成了全区40多个乡村的建政和群众性的抗日救亡组织工作之后,最后剩下洪沟村急需要去开辟工作。杨对张商量说:“现在我们区,剩下难办的要算洪沟村了,张店的敌人经常去骚扰,过去干日本事的人不少,听说有人当了汉奸;这个村地形孤立、突出,又靠张店敌人很近,对我们进进出出去开辟工作有很大的困难。但它又是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村庄,我们不能丢了它,要想尽一切办法打进去开辟工作,把抗日的群众性的组织建立起来。不知洪沟村什么人与你们村上有亲戚,可捎个信请他到杜科来,我们共同研究一下发动、组织群众的办法。”

张勋臣对地形、人情都熟悉,立即回答道说:“有,洪沟与杜科十家九亲戚,但要找忠诚可靠的人来办理。听说洪沟孟宪考在‘山东军政干校’学习结业后,由四支队派回来执行任务。他老舅是我村里张清法,可叫他去把孟宪考找来,共同商议一下开展工作的办法。”就这样,把孟找到杜科来与杨岳东会见了。

据孟宪考说,从鲁南四支队回洪沟村执行任务的还有李传玉、孟宪登、孟宪信、孟庆全等人,这都是开展工作的好帮手。经过研究后,由孟宪考带领杨、张二人深夜潜入洪沟村,隐蔽起来,在上述同志们的帮助下,找到过去参加过农民运动的老农会会员和村里敦厚朴实的农民,经过紧张发动后,像雨后春笋那样,很快地萌动起来,不到一个月,成立了工农青妇等各种群众性的抗日组织。之后,经过杨、张的搭线,孟宪考又与县职工救国会会长武子刚取得了联系。武与洪沟地下党孟广山恢复了党的关系,从此开始发展了若干新党员。

自从有了党领导下的群众性的抗日组织,他们有计划、有组织地和敌人展开了斗争。其任务是:(一)发展抗日骨干,壮大抗日组织的力量,在不长的时间内,发展了邹光藻、孟广新、李传虎等20多人。(二)有计划地配合主力部队的军事行动,破坏敌人的交通线和军用设备。例如,破坏张博铁路的配电所(即张店发电房),炸坏了张店车站东、天桥下的铁路和火车站的车辆,迫使火车一度停驶、运输中断。(三)侦察和探取张店敌人的军事情报,供给鲁中南主力部队,使我军有计划、有准备地袭击敌人。(四)利用多种关系和办法,从敌占区购买我们所需要的各种军用物资(如枪支、弹药、电池、西药、油印机、油墨、印泥和胶鞋、皮带、纸张钢笔、文具用等大批物资,送给桓台县政府药品、纸张、文具和油印机,送给桓台县公安局手提机关枪1挺,子弹50发)。(五)建立地下交通线。南面沣水站是朱文玉,北面曹村站是曹汝彦,中间站洪沟孟广山,多次护送过往胶济铁路南去鲁中和北往清河的军政干部。(六)利用多种形式和关系争取瓦解敌伪军。洪沟村有个日伪特务孟庆言,由地下党员利用乡亲关系,争取他反正,携带2支手枪和子弹投降了我军。总之,洪沟村地下党和群众性的抗日组织虽然成立时间不长,却为革命做了大量的工作。

革命的道路是曲折的,斗争是严酷的,也是你死我活的。由于洪沟距张店日军的大本营(东兵营)太近,只有1公里。虎穴之前,岂容兔居。张店日本宪兵特务队,通过他们的忠实走狗孟五油子(孟庆永),秘密地收买和控制了当地抗日组织内部的叛徒和伪村长孟宪俊,全部掌握了地下抗日组织的人员名单,于是下了罪恶的毒手。

1940年农历除夕夜,日军在特务、叛徒的指引下,利用乡亲们团聚过春节之际,将洪沟村团团包围住,按照叛徒提供的黑名单,挨家逐户地搜捕。到了凌晨4点多钟,由于人们躲藏,没有完全捕到。敌人又使用一计,将全村的人,不管男女老弱病残,全部赶到村北头的大院内,按照拟定的黑名单点名抓捕,当然不会有人站出来的。这一拙计不成,又生一计,由日本忠实走狗孟庆永、孟宪俊二人,将全村村民一个一个地“过筛”指认。两人站在邹思恒家东墙上挖好了的洞口后面,戴大礼帽、墨镜,墙上站着一个伪军拿着高粱秸当指挥棒。敌人指挥“过筛”人走到洞口前必须站住往洞口上看一下,由孟庆永、孟宪俊指示墙顶上的伪军分别处置“过筛”人。若高粱秸往北指,“过筛”人就被日军宪兵绑起来,扔进东边邹八家的园子里。直到大年初一早上的10点钟,才“过筛”结束。

这次被捕的有:孟宪考、孟宪信、孟宪登、孟广喜、孟广新、孟广君、孟广兴、孟广堂、孟庆全、孟庆玉、李传玉、李传虎、李继宝、孙守凤、张守栋、邹光藻、许学一,共17人(以后都遇害)。在黑名单上有名,躲藏未捕去幸免于难的有孟广山、孟宪池、孟继环3人。敌人为了麻痹人们,掩护叛徒的嘴脸,还有意抓走了部分群众,其中有:孙法兰、孟庆俭、孟昭水、孟宪胜、孟宪仓、刘顺仁、许允海和孟宪考的妻子(许氏)和妹妹。他们以后都是经过缴纳赎金,取保释放出来的。

被捕去的17人中有14人,于1940年3月间(农历二月初二)的夜晚,被日军和特务孟庆永等人,秘密杀害在杜科东的日军炮台下,埋在一个土坑里。当家属们获悉后,于夜间去偷偷地扒出来移葬时,看到都是被战刀砍头的。另外孟宪考、孟广喜、李继宝3人被列入首犯,解往济南审理,于同年农历二月二十被敌人杀害于济南。当时,汉奸办的天津《益世日报》上登着:“山东淄川张店火车站东洪沟村破获一起‘共匪’组织,首犯孟宪考、李继宝、孟广喜在济南被处决。”这些同志在敌人的屠刀下坚贞不屈,事实证明,他们从未暴露过抗日组织内部的任何秘密,表现了崇高的民族气节。南面沣水的朱文玉、北面曹村的曹如彦等,仍然被保护了下来,继续做交通联络工作。当时的环境恶化,只好将交通联络中间站转到东面的联五庄。

洪沟惨案所牺牲的烈士们的鲜血没有白流。洪沟人民和烈士们培育的后代,没有忘记这一悲惨的历史和烈士们所创造的英雄业绩,继承和完成着烈士们的未竟事业。那些制造惨案的罪魁祸首终于得到了严惩:特务队长孟庆在1946年6月,被淄川县公安局处以死刑;伪村长孟宪俊于1947年3月26日,在当地召开了12个村1500人的公审大会,被处决。同时追悼并公祭了死难烈士。

 

火烧卫固千舍

1938年8月间,为了配合“保卫大武汉”战役,牵制各地日军的兵力,我三支队在杨国夫副司令员率领下,会同兄弟部队进攻济南日军。以迅雷之势攻占北关、黄台桥和西郊,在消灭日军一部、焚毁敌人飞机数架,取得重大胜利后撤出。不几天,三支队进驻卫固镇、傅山一带休整。当日军侦悉后,进行了报复性的扫荡。

9月14日(农历闰七月二十一),张店、金岭镇日军300多人,携机枪、大炮,于夜间兵分两路,绕过国民党第十二梯队隽家山、青龙山至四宝山、玉皇山到铁路的30多华里的山区防线,包围我军。张店之敌,沿张店至索镇的大道(现为公路)北上,经王庄后,掉头东犯,靠南北岭村往东包围卫固、傅山村;金岭镇之敌,沿金岭镇至卫固的大道(现为公路)北上,由黄金村西进,合围卫固、傅山村。两路妄图会师后聚歼我军。

张店日军200多人,行至北岭村一带,拂晓前与我特务营的侦察队遭遇,我军对敌进行阻击。连长张丕武闻讯后带队赶到,与侦察队会合,在仁和村东面共同展开反击,战斗十分激烈。因双方兵力、火力相差悬殊,我军一面还击,一面撤退,战士荣鸢、张思良当场牺牲。这时傅山村自卫团的抬枪、五子炮也架在西山坡上向敌兵射击。

日军见此情景,大施淫威,用机枪、大炮向傅山疯狂射击,山顶上落炮弹70多发,部分房屋被击毁,卫固镇西寨门被打穿,部分围墙被轰倒,树枝树叶被打得纷纷脱落。日军占领山头,攻入傅山村内,敌我展开了巷战,农民彭希桂和彭树清之父被打死,战士小初牺牲。

我军被迫撤出村外,利用坟墓和有利地形,机动灵活地打击敌人,掩护着村民撤退。敌军的机枪、大炮仍然疯狂地扫射着。邢丕武和战士们向杨副司令表示:我们要与敌人决一死战,绝不让敌人进卫固!杨国夫说:“这次敌人是有计划、有准备来的,战斗久了必定吃亏。掩护群众突围之后,我们也要立即撤退,伺机再战。”村民们缺乏军事常识,在我军的掩护下,挤成一团往北逃难,实在危险!幸有特务连的排长王明九(王旭晨)喊道:“赶快点着已割倒的高粱秸、玉米秸叶子!”霎时间,田野里浓烟滚滚,烟幕掩护了军民向东北三龙村撤退。

正当我军撤至三龙村集结后,准备组织力量回击敌人时,只见卫固镇上空浓烟冲天,一片乌黑。原来日军在炮击卫固后,进村扑了空,连老百姓都很少看到。敌人气急败坏地挨门逐户地搜查、抢掠、破坏,最后将大批的房舍点着了。霎时间,卫固镇变成了一片火海。大火从早上7点多钟一直烧到11点多钟才被扑灭。全镇1500多间民房化为灰烬,300多户人家无家可归。在日军烧抢过程中,打死了逃难未及的村民路兰英、毕曰德,烧死了张老四、张大庆,另有两人重伤致残。

当杨副司令员带队赶到卫固镇时已无敌踪。其实日军因顾虑孤军深入(金岭镇之敌未来),受到我军和第十二梯队的夹击,于9点左右已仓皇撤走。这次国民党第十二梯队未来支援我军。而多天后,即9月24日花山战斗时,我军支援第十二梯队突围脱险,成为截然不同的两种情形。可参看第五章。我军帮助群众奋力扑灭了大火,埋葬了遇难的乡亲们。

金岭镇的日军有100多人,当行至中埠村时,被埋伏在铁山北部的卫固镇自卫团发觉,立即用抬枪、五子炮轰击,中埠、于家庄黄金村的自卫团也相继支援,三面夹击。日军对情况不明,不敢贸然前进,直到天大亮,才龟行到黄金村西头。当日军远远看到卫固镇的熊熊大火时,当即返回了金岭镇。

日军火烧卫固镇之后,受灾户已倾家荡产无财力建房。在杨国夫副司令员的指示下,长山九区行政委员会成立了一个建设委员会,推举知名人士邱汉三为主任委员,下设工作人员向旭等六七人。其任务是发动各村捐款、献料,帮助受灾户重建家园。他们首先调查了这次受灾户的详细情况,登记所需要的材料,特别是秋尽冬来,那些急需的贫苦人家。调查后,根据需求从各村募集木料、麦秸、高粱秸等材料,调派劳动力,支援受灾户修复房舍。不几个月,这些受灾户有了住所,情绪安定了下来。这件事很得民心,不仅受灾户十分感激,一般群众也很满意。老百姓说:真正的救星还是共产党、八路军。日本强盗在烧房子,八路军在打日军,帮助灭火造房子,这样的军队自古以来没有啊!

 

虐行“三光”政策

日军铁蹄所至,恶不忍闻,罪不容恕。现将桓台各村人民群众深受“三光”政策(烧光、抢光、杀光)毒害的几起重大事件,略述如下。

一、三烧马家庄。在这里说的不是二区隽家山南被烧杀过的马庄,而是指的五区北部三次被烧杀过的马家庄。第一次是,1941年3月,索镇出动扫荡之敌,与我住在马家庄的长桓大队、鲁北支队在村内接了火,我军边打边撤,撤出村外转移了。日伪军进村后扑空,恼羞成怒,一面追击我军,一面放火烧了几间房屋,因扑救及时,未造成大的损失。第二次是,当年的10月,索镇日军和二十四旅投降派100多人扫荡马家庄,进村后杀死了王士翠、张奎甲之弟,并放火烧了他们两家的房子,其中王士翠是被蒙上眼睛当众穿死的。罪名是“通匪”“勾八路”。第三次是,当年12月20日,索镇二十四旅投降派100多人,前后共5天反复扫荡马家庄,抢去粮食8000多斤,抢去衣物价值达3万多元,放火烧了21家的100多间房屋,烧毁粮食不计其数,其中王锡山、王锡昌、王锡唐、王士纯、王士镇、王士伟、王士奎、王士选、王应海、王汝智10家的房屋烧得寸草不留,无家可归;同时,还杀死了刘树勋、曹振家和曹振家叔弟弟3人。这是马家庄最惨的一次。这时,我长桓党政军人员,因环境恶劣,已撤到清西地区,在邹平、长山一带活动,敌伪扫荡抢掠的目标不是共产党、八路军,很显然是该村的老百姓。

二、三袭康家庄。1940年4月23日(农历三月十六),桓城日军获悉我军一部住一区康家庄休整,纠集日伪军100余人去包围康家庄。行至村外打死王玉湖、王希勤、李志太的妹妹3人。我军闻讯后,立即出击,把敌军打退。6月间的一天,吃了败仗的这些日伪军又闯进康家庄,打死村民王希义,抓去村民3人。事隔两天,桓城日伪军在叛徒带领下,拂晓包围了康家庄,把全村村民赶到大湾里,架起机枪威胁村民交出八路和共产党。当搜查、抢掠后没有发现八路,把王玉胜、王希韩、王立春、王立生4人抓到桓台城里去,并放火烧了房屋。日伪军这三次袭击康家庄,当场打死村民4人,抓去7人,除王玉胜逃生外,其余6人都在城里遭杀害。全村被烧毁房屋20多户、100余间。受害最深的是仅周岁的王克贤家,父亲被杀害,母亲被迫改嫁,全家9间房烧得寸草不留,70岁的老祖母哭瞎了眼睛。

三、蹂躏荆家庄。1939年7月16日(农历五月三十),高苑城日伪军200多人,拂晓包围荆家庄,到各家各户搜查、抢掠、抓人、杀人。当时被枪杀的有荆象佃、郭方渠、张虎臣、张名君、荆冠生之妻、荆义学之妻和荆义连之妻7人,被杀伤或打伤的有荆冠生等30多人,被抓到据点去严刑拷打的村民40多人。

1939年10月,日军在麻大湖第三次彻底打垮二十四旅之后,在乌河头、荆家庄同时设置了据点,从此以后湖里的老百姓灾难更深重了。1940年9月13日,日军扫荡各村,从荆家庄抓去了荆象保、荆光孟、荆延江、荆延怀等50多人。在扫荡中,被枪杀的有:周董庄、周汝选母子2人,伊家庄刘修东的父亲和叔父2人,华沟村的宋永祥、宋永录等4人,共计8人。

日军自从在荆家庄设置据点后,仅4年时间,就杀害该村村民30多人,杀伤或打伤村民760多人,其中杀伤致残者30多人,妇女被强奸被轮奸者很多,有的被轮奸后终身致残,有的被轮奸后兽兵们把酒菜放在她裸体的肚皮上寻欢作乐。强盗们强加给的奇耻大辱使当地村民永世难忘啊!

四、烧杀尹家坞。自从1938年1月21日(农历腊月二十)和24日,孙家庄、尹家坞1名日军军官和士兵先后被农民抗日武装打死后,群众时刻警惕着张店日军的报复扫荡。1月28日(腊月二十七)拂晓,早起赶集的孙和忠在村外发现了敌人,急忙回村报告。霎时间,随着急促的报警钟和人群的呼喊声,男女老少纷纷向村北面奔跑逃难。日军从东、南、西三面合围来,见大多数村民已逃离村庄,钻进密林之中。随即架起四五挺机枪,连同步枪、掷弹筒,一起向人群中扫射,幸有树林阻挡,大多数人得以逃生,部分人被杀死、杀伤。

11点钟左右,日军进了孙家庄、尹家坞挨家逐户搜查,见男女青壮年都逃走了,只剩下老态龙钟的老头子、老妈妈,日军通过翻译问:“八路在哪里,两个死了的日本人埋在哪里?”但没有一人回答的。日军没有找到,气急败坏地放火烧了尹家坞,浓烟大火一直持续了4个多小时。

这次烧杀,致使半个村庄变成废墟,140多间房屋被烧毁,其中张永明、张耀东、向立传、张兰浩、张桂树、张仁明、张兆兰、张桂岳等8户人家寸草无存。被杀害者有:齐兴忠、张桂真、张子兰、孙传邦、孙家利、成希胜之母、曹国发之母、曹观开之兄、彭希富之弟、曹汝雨之母、张久祥之父、幼女1名,共12人。重伤致残者有:孙和忠、张桂香之母、张桂云之长女和次子,共4人。惨案后,村民们又痛惜、又赞叹地说:如果没有孙和忠的报警,孙家庄、尹家坞的灾难,定当如同铁山三村惨案的损失啊。

五、摧残黄家庄。1940年7月22日(农历六月十八)拂晓,桓台城日伪军100多人包围了黄家庄,在一阵疯狂的机枪扫射之后,端着刺刀进村挨家逐户地搜查八路军。一无所得之后,便把全村男女老少都赶到村东北角大场院里,架起机枪、安下铡刀,逼问谁是八路军、共产党。在场的村民怒目而视,无一作答。敌人气急败坏,残暴地将李功德、赵四、王六、王七等人抓起来,刑讯逼问。先是将王七绑在树上活活烧死,又把李功德捆在凳子上灌肥皂水,多次摧残致死,赵四被刺刀戳穿殉难,王六被打得血肉模糊而亡,敌人没有逼问出八路军、共产党来,随即扬长而去。日军再次于9月间率领桓台城二十四旅的投降派张丕英部200多人占领了黄家庄,抢占和摧毁民房100多间,安设了据点,修起了炮楼,从此黄家庄的村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直至1945年8月初被桓台县大队解放,才重见天日。

六、残杀4村民。1940年7月10日(农历六月初六),郑家北营据点的日军袭击康杨庄,搜捕地下党员,当即把袁崇贤、伊善武杀死,将郑维水的两个弟弟双眼挖去,然后杀害。1941年3月的一天,焦家桥日军窜到郑家北营,将自卫团长郑希乾砍头示众,并通过翻译说:今后谁要抗日以此为例。外出扫荡的日军,将岔河庄的曹瑞照、李应海、荆象禹和一卖油郎,用刺刀活活穿死;陈家庄、郑家北营的两个村民也同时被杀死。仅据岔河村、郑家北营两个村不完全统计,有16人被残杀,11人被杀伤致残,40多名妇女被强奸,有的致伤,有的致残。

以上仅是日军在长桓地区所犯罪行的一小部分,日军在桓台城、唐山镇、索镇、陈家庄、张官庄、郑家北营、岔河庄、乌河头、苇子头、北石桥、卫固镇、街子村、张店、湖田、铁山等地安设据点、捕杀村民和共产党、抢掠财物、奸淫妇女等罪行,罄竹难书,我们无法统计,不能详述。请在《长桓革命战争十二年史》各章节查阅。

 

(注:本节根据向峰、孙月桐、陈益东、王英奎诸位同志提供的资料,兼参考“淄博市党史资料征委会”的《侵华日军在淄博的暴行》有关资料整理而成。)

 

第二节 黑铁山起义初期的基本队伍

1937年12月,廖容标、姚仲明发动和领导了黑铁山武装起义,各地义士纷纷归来,从此演出了一幕幕威武雄壮的抗战历史剧。关于起义的事迹,中共山东省委、惠民地委、淄博市委和桓台县委所出版的党史资料中都作过较详细的介绍。本章只简略介绍起义初期的基本队伍——三、四、五中队,这些土生土长的长桓子弟兵是怎样揭竿而起的历史,以飨读者。

三中队是主力

“三中队是主力。”这是廖容标在当初起义时的评价。

三中队是一批“秀才”“大褂子队”,怎么能称为“主力”呢?它与一、二中队有什么区别?为什么全副武装的一、二中队反而不及三中队?下面重点介绍三中队的历史之后就清楚了。

直接参加黑铁山武装起义的有三个中队,计100多人,其中绝大多数人员曾在长山中学参加过“游击队训练班”,受过政治教育和游击战术的短期(20多天)训练,有较强的政治素质、军事素质。在“游击队训练班”受过训练的,以邹平、长山的学生居多数,桓台派去的有张捷三、马洪南、孙干、张景闵、孟宪尧、高金铎、向旭、祝瑞芝等10多人。训练班结束时,训练班的两位老师姚仲明、廖容标将桓台的学员留下,专门开会,将黑铁山起义的计划同他们进行了讨论,并派赵明新、周次温到黑铁山一带与孙铁民、张冲凌、张辑光一起对武装起义进行筹划。嘱咐学员们回去后,在统一指挥下,为发动武装起义做积极准备。

12月24日早晨,日军飞机扫射和轰炸了长山中学。风云突变,国民党长山县党政人员纷纷逃走,城里乱作一团。姚、廖二人观察分析了形势,并从县电信局、长途电话局局长仇通明、王晋贤那里获悉,日军很快就要到来。二人动员和带领房云玉、房云贤、张玉琦、陈福会、仇通明、王晋臣等60多名愿意上山打游击的师生,立即转移到长山城南的牙庄小学隐蔽。这时,长山中学校长马耀南前来联系,询问去向。当得知去黑铁山发动起义时,马表示回家处理好家务事,立即赶去。黄昏,他们集合队伍,带着一支手枪和一支步枪、几把大刀、几颗手榴弹,踏上征途,直奔黑铁山、太平庄。

25日早晨,队伍住到王佩芝家里,和赵明新、周次温会合。不久,孙铁民、张冲凌、张辑光和训练班的学员们,争先恐后地向姚仲明、廖容标汇报了情况,并一起研究了起义时间。经过紧张的准备,于26日晚上在太平庄邱汉三家庄严地举行了起义仪式。参加仪式的有100多人(其中有长山九区、桓台二区各村的青年30多人),分列9行,3个分队(排),拿着仅有的3支步枪和8把拴着红布的大刀,宣布了起义军的番号为“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五军”;廖容标任司令员,姚仲明任政治委员,赵明新任政治部主任。马耀南五六天后方到达太平庄,任参谋长。

不久,国民党长山县大队长张殿臣带领全副武装的300人在逃亡时到处碰壁,走投无路,投奔到太平庄来找相识的马耀南避难。为了争取他们参加抗日,将其编为第一、第二中队,起义军编为第三中队。为了发挥马耀南的作用和团结张殿臣及某些地方势力派,党组织决定成立一个起义武装“临时行动委员会”,推马任主任,姚任副主任,廖、赵、张为委员,一切军事行动由委员会商定,马和张都很高兴,部队在一天天地扩大。

革命的道路不是平坦的,起义后的困难和问题一个个接踵而来。首先吃饭是个大问题,生活非常艰苦。姚仲明、马耀南曾拿着篮子在驻地村里,挨家挨户去讨饭募食,拿回来优先交给战士们吃。募到的是什么呢?不是糠煎饼,就是菜窝窝头,吃不饱,要半天的食物不够吃一顿的。有些慕名而来参加抗日的青年人,尤其是没有吃过大苦耐过大劳的人,一看这个局面就吓跑了。后来在实践中摸索出来了筹措给养的门路,即动员富户捐献与摊派相结合的原则,才逐步解决了吃饭的问题。

其次是张殿臣的人马受编不受调。在合编时,他提出来3个条件:第一,国民党县大队建制不能拆散;第二,大队长仍由他当;第三,中队不得配备政工人员。说到底就是害怕夺他的兵权。为了团结和逐步改造他们,我方也提出了3个条件:第一,可以不混合编,但必须服从抗日;第二,大队长仍由他当,但参谋长、政工人员必须要由我方担任,以便共商抗日大事;第三,严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就这样,一、二、三中队虽编为一个番号,但双方各不相干,就连派一个岗哨也必须经过张殿臣同意,实际上成了一个大包袱,连马耀南也逐渐开始讨厌他们。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张殿臣的一个队长勾结土匪头子刘耀庭,准备将部队拉出去与刘合伙投敌,组织汉奸“皇协军”,并拿到了刘的一纸委任状。为了起义部队不被出卖、抗日力量不受摧残和消除隐患,我们果断地除掉了这个队长,并公布了他的罪行。张殿臣也只好服从。

为了影响和推动一、二中队,创造改造国民党县大队的条件,根据同张殿臣的协定,派魏思文、周次温、孙铁民分任一、二、三中队指导员。廖、姚等领导人从此住到三中队与战士们同吃同住,抓紧时间进行政治教育和军事技术训练,用实际行动以三中队为样板,去推动一、二中队的改造;同时让三中队的“民先队员”、个别党员经常与一、二中队的士兵接谈,以进行团结抗日、救亡图存的教育。不久,三中队战士初步学会了一些军事技术,积极性很高,要求出征。

1938年新年刚过,廖容标针对长山城里成立的“维持会”制订了一个军事突袭计划,在党的会议上提出来了。他郑重地说:“为了扩大抗日武装的影响,需要很快地出击,目标应先选择长山城里‘维持会’,趁敌人麻痹无防之际,挑选30多人,带好武器,来个突然袭击,打他个措手不及,断无不成。目前战士求战心切,城里地形又熟悉,正是作战好时机。如果打不好,我廖容标就对不起党对我的委托,对不起山东人民对我的期望。”姚仲明、赵明新听了,很敬佩这位老红军的豪言壮语,一致称赞这一仗是开创新局面的重大行动,相信在廖的指挥下一定会成功,但必须征得“行动委员会”马耀南、张殿臣的同意。在召开干部会议时,经过廖对袭敌计划的阐述、同张殿臣的争论(张初则认为“以卵击石,使不得”,继则表示不出兵、不出枪),最后终于一致赞成通过,由廖容标去组织实施这个作战计划。

1月7日晚,廖司令员率领从三中队挑选的精干武装,向长山城出发。拂晓前住在城北一个小村子里。天明后,派张捷三化装进城侦察进攻道路和敌情变化。8日夜间,队伍从长山城东北角爬进了县城,很快收拾了“维持会”,俘获30多人,缴枪17支和一些弹药。打开城门,安全撤出。撤出时散发了“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五军”的传单和布告,张贴了抗日标语。这一仗虽然规模不大,却像一声春雷震撼了长桓大地,人们奔走相告,日军汉奸恐慌不安。凯旋的队伍早上行至丰乐村,胜利消息轰动全村,男女老少一齐拥到村外,把队伍迎进村去。霎时间,一传十,十传百,附近村苑上、大小埠头、大小姜庄、固玄各村村民纷至沓来,看看打了胜仗的廖司令队伍,并挽留队伍住下休息。盛情难却,廖司令员只好答应,随即写了封信,派房云玉到太平庄报捷去了。

却说张殿臣,看了廖容标的亲笔信,又听了小房在汇报中说“维持会”里有许多粮食和猪肉,桌上放着赌鬼们的钱,战士们连碰都没碰,只拿了些枪械弹药回来了。张听到这些可来劲了,原来一不出枪,二不出人,这下来了个180度大转弯,请求允许他带领一、二中队去二次打长山城,实际上是想去发洋财捞一把。马耀南、姚仲明怕他吃亏,劝他说敌人会出动报复,如马上去打不利。但他坚持要去,并拉着马耀南一同去。马、姚商议后,决定随队跟他去,以便视情况做出选择。他们是9日晚上出发的,廖司令员是9日夜里率领队伍回到太平庄的,两厢岔路没有碰到。

张殿臣带队伍走到长山城以东,马、姚建议隐蔽下来,先派侦察员去侦察敌情再决定行动。得来的情报是:周村、邹平两地日军正云集长山城,且有装甲车绕城巡逻。张殿臣一听泄了气,只好同意返回黑铁山。回程时,远处的日军放了几枪,二三百人的队伍顿时炸了营,张殿臣带领部分队伍拼命地向南逃窜,谁也顾不得谁,马、姚二人在撤退中收容下40多个士兵带回了太平庄。但从此再也不见张殿臣了。剩下的士兵有的带枪逃走,有的受编到三中队,一、二中队就这样昙花一现,生存了10多天,便永远消失了。三中队从此成了第五军的主力军,在后来的伏击小清河敌汽艇、激战白云山等战斗中,立下不朽功勋。

四中队的来历

黑铁山武装起义后的四中队,是由洪沟村党支部所领导的铁路工人,夺取了国民党护路队的枪支,投奔廖司令员,改编而成。

1937年冬天,日军入侵山东,国民党军队及其党政人员纷纷南逃,淄博张、周一带已变空城,民众处于惶惶惊恐之中。洪沟村党支部对当前形势作了全面分析,对村里的“民先”队员和“民众夜校”的思想状况也作了分析和研究。大家一致认为,经过1936年和1937年两个冬季党的培训教育,“民先”队员和工农学员的觉悟很高,抗日热情也很高,组织武装起义的条件已经成熟,需要趁热打铁,组织武装起义拉游击队。

党支部研究了起义的报告后,派高光宇同志去淄川特委(当时直属省委领导)汇报,请示如何发动武装起义。特委书记张天民听取了汇报后,根据中共山东省委号召武装起义的精神,很快批准了这个报告。高光宇回村后,连夜召开了党员骨干会议,传达了特委的批复精神,并立即向民众夜校全体学员报告了准备发动武装起义的好消息,人人精神振奋,个个摩拳擦掌,期待着下一步的起义行动。经过大家周密的研究和商榷后,作了具体部署:由支部书记孟金山和组织委员高光宇负责组织工作;由宣传委员李志英和党员邹光早负责宣传鼓动工作;由党员邹光君和孟昭铸负责对外联络和筹备枪支武器的任务。与此同时,还发动“民先”队员和“民众夜校”骨干孟宪信、孟宪考、孟庆考、邹光炳、邹大才、孟广山、孟宪登、孟庆全、李传玉等,一起动手筹备武器。不几天,搞到一部分土枪、土炮、大刀、长矛和几支钢枪,很快地拉起了抗日武装游击队。

当时未及逃跑的国民党张店铁路警察(亦称护路队)潜伏下来,仍然住在张店车站东头铁路以北的老地方,伺机投降日军,准备继续干他们的老本行。洪沟党支部获悉后,召开了党支部扩大会议,专门研究如何夺取护路队的枪支弹药武装自己的问题。经过充分研究后,作出了夺枪的行动计划。在侦察清楚护路队的房舍、人数和早上起床时间后,立即行动。侦察的结果是:有100多人,都有枪,分别住在护路队营房的东屋、西屋和北屋里,南面无屋,是开阔地。再往南就是铁路线,有东西行的来往火车,在营房里看得清清楚楚。南边以铁蒺藜网代墙,大门口有一岗屋,经常有一人看守。其实,洪沟铁路工人们都熟悉这些地形情况。

1937年12月中旬的一个拂晓,洪沟党支部的3支小队伍(每支20多人),分别对护路队营房的东、西和北屋发动袭击。队伍悄悄地运动到护路队的周围,当先的是高光宇,扮作送菜的,挑着菜担子接近了岗哨。哨兵问:“干啥的?”答:“洪沟送菜的。”说着,快步跑上去,冷不防把哨兵活擒了。随一挥手,3支小队伍飞快地接近了3间房屋。当先的几个勇士齐用力把房门撞开,一拥而进,将沉睡在梦中的士兵的枪支弹药全部收缴。护路队还没反应过来是怎么一回事,已经做了俘虏。经过清点,这次武装行动共缴获110支枪,其中有冲锋枪4支,匣枪5支,一部分步枪是汉阳造,大部分是俄国造毛瑟。从此,洪沟村游击队有了名副其实的正规武器,部队也迅速壮大了。

夺取枪支成功之后,支部书记孟金山当即派高光宇向特委张天民作了汇报,并请示武器处理、武装活动方向,要求派懂军事的干部来领导等问题。张天民首先表扬了这一仗打得很漂亮、很及时,没有使武器落在敌人手里。接着对请示的问题一一作答:和尚庄(佛村)的农村党支部,响应省委起义号召,已行动起来,成立了农民自卫团,但缺乏枪支,可分一少部分枪武装他们,大部分枪支留作洪沟工人队伍使用;队伍可以拉到铁路南淄川九区一带村庄活动锻炼锻炼;关于派懂军事的干部去领导,我们这里没有,需请求山东省委派人来,但需等待一段时间才能有结果。

12月26日,日军占领了周村、张店一带城镇,工人队伍因没有懂军事的领导人而感到焦急不安,生怕遇到战斗没有办法应付局面。尤其是当地在四角坊一带蜂起的一些“铁板会”“红枪会”封建势力,还不断找他们麻烦,也急需要军政人员出谋划策去应对。于是又派高光宇去找张天民,催派军事领导人来。张对高说:“我已派人去省委汇报过了,省委说没有军事干部可派,要自己想办法解决。不过有办法。前几天,魏思文从铁山太平庄来,路过和尚庄时说过,在姚仲明、廖容标二人的领导下,已宣布武装起义了。廖是老红军干部,有军事经验,我写个信给你去找他们,接受他们的领导。”说毕,草就一信,折成燕尾形交给了高光宇,他兴冲冲地星夜赶往太平庄。

却说廖司令员在室内研究夜袭长山城“维持会”的作战计划,正苦于缺乏武器问题如何解决。忽报,山沟里有个工人打扮的人,从南面赶来,口口声声要求会见廖司令。

廖司令员看到来人在30岁上下,脸色蜡黄,瘦巴巴的,在握手时却很有劲,还发现他手腕上有镣铐伤痕,猜想他定是坐过监狱的老同志。当问过姓名之后,高光宇兴奋地说:“我终于找到了你们。我马上回去把队伍拉过来,交给你们统一指挥。”随即把张天民的介绍信交给了廖司令员。廖虽然不认识张天民,却曾听省委说过,淄川洪山早就有了地下党的活动。高光宇滔滔不绝地把洪沟工人夺枪、拉队伍、到各处活动碰上的麻烦,以及缺乏军事干部领导等困难问题叙述了一遍,最后说:“这下可好了,听魏思文到和尚庄说过你们起义了,才找到这里来的。”廖司令员把准备袭击长山“维持会”的计划和缺少武器的困难说了。高光宇站起来就往外走,他说:“这困难好解决,我马上回去,连枪带人一起拉过来。”

说干就干的高光宇,当天夜里就把40多名武装起来的铁路工人,悄悄地带过铁路到达太平庄。人也有了,枪也有了,廖司令员从三中队抽调出20多名训练成绩较好的战士,从铁路工人队伍中和曹村农民自卫团中各挑选了少数战士和部分枪支,组成30多人短小精悍的战斗队伍,于1938年1月7日(农历腊月初六)出发,8日攻打长山城“维持会”,取得首战告捷的重大胜利。从此以后,洪沟村的铁路工人队伍编为廖司令员领导下的“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五军第四中队”。队伍迅速壮大了,由高光宇任中队长,孟金山任指导员,李志英任宣传队长,并建立了中队党支部。

五中队的建立

廖司令员在率队夜袭长山城“维持会”前,曾从曹村自卫团中挑选了少数战士和部分枪支。这个自卫团的枪支就是在周立诰等青年人,解除了国民党桓台县民团的武装所缴获的,以后又在周立诰带领下参加了廖司令员的起义队伍,编为第五中队。

1937年12月间,已是大雪封路,国民党的桓台县民团100多人,在团长赵某的率领下窜到曹村,天天要粮逼款,要鸡要肉,大饼馒头都不行,还向老百姓要饺子吃,可把农民糟害苦了。老百姓糠菜半年粮,连肚子都填不饱,哪里来的肉、面供给他们。在青岛干过三年沈鸿海军陆战队有点军事常识的周立诰,纠合马洪南、李道东、李道玉、柏继祯、柏继明和冯大仲弟兄们,商议如何除掉这些害人虫。议来议去,比较一致的意见是,集中一批青年人,用武力解除民团的武装。但武器从哪里来呢?大家的眼睛都朝向了周立诰找答案。周思考良久,他说:“这个好办,一个办法是你把李道东、马洪南家里的匣枪拿出来;另一个办法是向有钢枪的人家借用一下,我去借巩子英的枪,你们也可以分头去借;还有个办法就是把大批的土枪、土炮集中起来,也能解决问题。”商议妥当后,大家分头组织人和筹备枪支去了。

晚上,大家筹组的人和枪都在柏继明家集合了,来的都是青年小伙子,清点了下有40多人,大家不约而同地推定周立诰来指挥这次袭击活动。周向到场的青年人说:“我们都是老百姓,缺乏军事常识,更没有军事经验,这样的军事行动,最重要的是听从指挥,统一行动,才能取得成功。”大家异口同声地说:“立诰,你咋指挥,我们咋办。”周继续说:“民团分别住在马家店、刘家店和曹村小学三处。我们现在有3支短枪,钢枪10支,土枪30多支,分成3个战斗小组,以冲锋号为令,向3处同时进攻。一组由马洪南带领,攻打曹村小学;二组由李道东带领,攻打刘家店;三组由我带领,攻打马家店民团团部。民团团长住在这里,‘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硬骨头由我去啃,你们放心好了,保证马到成功。最后记住,3个组都要隐蔽好,以吹号为令,同时发起进攻。”大家听了周立诰的布置,增强了胜利信心,按照计划分头行动去了。

晚上10点钟,冲锋号吹响了,3个战斗组,迅速分割包围了3处的民团。驻马家店的赵团长躺在炕上,正喷云吐雾地抽大烟,听到冲锋号声刚落下就是枪弹的袭击,惊慌失措,立即下令集合队伍。正当民团慌作一团时,长短枪和土枪、土炮猛烈袭来,团长指挥不灵,团兵顿时大乱。紧接着隐伏在墙角上的周立诰高声大喊:“你们已经被层层包围了,赶快缴枪。我们要枪不要命,如不缴枪,死路一条!”团兵们听了纷纷向室外院子里丢枪。周立诰等人趁势越墙而入冲进院子,呼喊着团兵们从屋里走了出来。一清点只有大枪,没有短枪,大烟鬼赵团长也没有看到。周立诰喝问:“你们团长呢?”有个团兵用手指了指马家店的小阁楼上,周会意是躲藏到小阁楼上去了,立即大喊:“姓赵的,出来!你们不缴枪,我马上放火烧楼了!”姓赵的一听要烧楼,回答说:“我们缴枪,我们缴枪!”带着几个护兵和匣枪,踉踉跄跄地走下楼来,举手缴枪了。与此同时,住在刘家店、曹村小学的团兵因群魔无首,早已顺利地缴枪了。

战斗结束,清点了一下战果:俘虏赵团长以下100多人,缴获长短枪100多支,大车6辆,骡马15匹,被服财物若干及弹药。经过大家商议后,缴来的枪支,凡参加战斗的40多名人员编为自卫团,每人1支,剩余的枪支,一部分交给曹村联庄会使用,一部分收藏起来以备公用。大车、骡马、被服等作价变卖,分发给缴械的团兵作回家路费。这样处理,乡亲们非常赞成。当遣返回乡时,有几名有爱国热情的团兵不愿回乡,表示愿意找抗日的游击队参加抗日,于是暂留在曹村,而后,跟随周立诰参加了廖司令的五中队。如聂书林、王升等人,经过锻炼都成了我党的骨干(聂任过东北某军分区参谋长,王任过上海市港务局局长)。

却说铁山武装起义的第三天,赵明新派人送给廖容标一封信,说桓台二区的“民先”工作开展得比较顺利,准备成立“民先区队部”,在骨干中已有3人要求入党;各村自卫团领导权已掌握在“民先”队员手中,要求把起义队伍拉到曹村一带活动,帮助他们搞搞训练。廖容标、姚仲明商议后带队出发了。为了避免暴露目标和新队员的锻炼,部队在黑暗中悄悄地离开了太平庄。

出村不久,开始下雪,越下越大,白茫茫一片,把行路盖死了。走着走着迷了路。太平庄到曹村不过十几华里路,走了两个小时还没有找到。抬头一看,已走过了曹村山,看到张店日军的电灯了。廖命令队伍停止前进,蹲下休息,派人去寻找曹村,联系自卫团,说明来意好进村。队伍足足等了两个多小时,腊月数九天气冷得很,可把战士冻坏了。天亮后,在曹村的赵明新把队伍迎接进了村。自卫团和老百姓忙把新战士们拉到家里,烧起火盆,烤衣取暖,又做饭,又烧菜,如同招待客人那样亲热,新战士们第一次享受到了这军民鱼水情,非常感动。

周立诰听说起义的队伍来了,匆匆赶到村公所去看看情况。进门后看到两个陌生人与村长在交谈着什么,村长立即站起身来对周立诰介绍说:“这位是廖司令员,这位是姚政委。”回手又指着说:“这位就是你们询问的周立诰。”3人握手寒暄后就座。姚仲明热情地说:“听说你领导曹村青年人夺了民团的枪,不胜钦佩。不知周同志对今后抗日有什么打算?”这也正是周立诰近一段时间来所考虑而没有解决的问题,遂回答说:“民团的枪虽然缴来了,但今后的道路如何走法,愿请教两位老师指点。”廖容标见周立诰态度诚恳,言语直爽,亲切地说:“你为民除了害,缴了枪,令人敬仰。但这些枪支长期放在村里,离张店敌人这么近,终究不是办法,你打算怎么处理?”周接上去说:“自日军占了张店,我正为这些枪担忧呢。”姚插上去说:“这担什么忧,抗日救国,匹夫有责,拿起武器打日军,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嘛。”廖直截了当地说:“你愿意跟我们队伍参加抗日,我们欢迎。”周兴奋地说:“如蒙不弃,我愿跟随二位老师,为抗日做点贡献,赴汤蹈火,在所不辞!”3人谈得非常投机,并谈了今后抗日救国活动的一些打算。最后,廖容标、姚仲明分别嘱咐周立诰说:“这些枪支虽然是在你领导下缴来的,但交出来抗日,也要和村里乡亲们商议好,不要强扭作制,要宣传抗日救国的主张,自愿而行。凡愿意参加抗日的枪随人走;不愿出来的要把枪动员出来,千万不要伤了乡亲们的感情。”周告别时说:“二位老师放心,一定照你们说的去办。”

过了10多天,也就是廖司令员借曹村自卫团的人和枪,打掉长山城里“维持会”之后,周立诰带领以曹村为主的60多名青年和枪支参加了黑铁山的起义部队,编为“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五军第五中队”,周立诰任第一分队(排)长。这个一分队为五中队奠定了基础,是五中队的基本队伍,其他以后成立的二、三分队的成员由尚庄、马庄、隽家山、解家庄、魏家庄、潘庄等各村的爱国青年组成。张冲凌任中队长,王树洞任副队长,周次温任指导员。

 

(注:本节根据李志英、马洪南、张经芙、邹大友诸同志提供的材料整理而成。)

第三节 军屯是个英雄村

 

历史沿革和概况

军屯位于桓台县东南方山区,胶济铁路湖田站以北10华里处。原属于益都县四区湖田乡,抗日战争中期划为桓台县新四区,解放战争初期更名为金岭区,现划为淄博市张店区。该村坐落在木岭山和大山以北,九顶山和玉皇山以西,花山以东,处于三山峡谷之中。地势险峻,为军事要道。村南之山沟,可通湖田;村西之山沟,经迎仙官庄直达尚庄;村东南之山沟,可越北焦宋村,东去披甲庵;村北之山沟,经凤凰庄、万盛、太平庄,越大寨村直抵卫固镇。四通八达,形成了天然的隐蔽交通沟。该村周围群山环抱,峡峪幽深,壑沟陡崖,梯田层层,山路蜿蜒崎岖,对游击战争极为有利。

相传,在元末明初,由于兵燹战祸,黎民百姓逃到这一带山旮旯来避难,于明洪武二年(1370年)建村于此,至今已有600多年的历史。该村在抗日战争初期,有157户,758口人,山地3500多亩,群山面积(指东、南、西三面)约90平方华里,给开垦、种田、植树和畜牧牛羊提供了有利基础。由于地理条件和生活环境等多种因素,养成了人民群众勤劳、勇敢、刚毅、憨厚、朴实的优良传统和美德;这些美德在革命战争年代里,得到了高度的发扬。

军屯村,经历过抗日战争的严峻考验,历史充分证明,它是一个当之无愧的英雄村。在当时长桓地区400多个乡村中,对革命战争的支援和贡献来说,它居于首位,可以载入历史史册。该村最突出的贡献有以下几点:

第一,坚决拥护共产党和八路军,就是在最恶劣的白色恐怖之下,也始终是支持和拥护共产党、八路军的。有7年时间处于敌人统治之下,但是从来没有断绝过同我党、我军的联系。

第二,村民富有战斗精神,他们常备不懈,坚壁清野,同敌伪斗争到底,日军、汉奸称其为“匪村”,我们称其为“英雄村”。

第三,男女老幼坚持“劳武结合”,站岗放哨,监视和戒备四面的敌人,敌人来了就转移、隐蔽下地洞,敌人走了就照常生产。

第四,村民坚贞不屈。凡不幸被捕、被抓、被俘的村民都设法欺骗敌人,不向敌人告密,拒绝带领敌人搞破坏活动。

第五,村民的政治觉悟是高的,没有一个人甘当汉奸、伪军,有个别被俘在张店敌人营垒那里变节的,也被我们争取过来,作为利用关系。

第六,在战争年代受敌人摧残最严重,曾经接连不断地遭到张店、卫固、街子、湖田站、金岭镇、铁山、临淄王六、杨大山、邹民山等敌人的摧残,在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牺牲最大,对革命的贡献也最大。

开展武装斗争

1937年12月26日,日军侵占了周村、张店、淄川。与此同时,廖容标、姚仲明、赵明新等同志在太平庄发动了有名的黑铁山起义,成立了“长山县抗日游击大队”长山县抗日游击大队:“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五军”的前身。,从此以后,推动了桓台县东南乡山区各村的抗日游击活动,对日军展开了武装斗争。

首次参战是在1937年冬天,农历腊月下旬的一天。

张店日军六七十人,到太平庄、万盛山区寻找四五天前战斗中在孙家庄南坟被孙子诚、曹光同志打死的日军高级参谋。当军屯民众获悉这些日军由万章冢欲窜回张店时,附近各村民蜂拥而出去打日军,在邢缉五、邢昔三、邢干卿、孙玉亭等同志率领下,许多村民参加了战斗,有万盛杨永渭、太平庄柴玉兴、尚庄张冲凌、曹村周立浩、洪沟孟宪登、尹家坞张子浩、孙家庄孙子诚,等等。战斗打了一天,打伤了许多日军,在尹家坞西坡打死了1个日军。军屯村民在冲锋中缴获了军号、钢盔、黄大衣、水壶、饭包等,这是首次得到的战利品。

1938年农历正月初五,张店日军百多名直扑军屯来扫荡,包围了该村,到各户翻箱倒柜。不幸,从傅江清家里翻出了钢盔、军号等军用品,一场大祸降临了。日军们立即把全村村民集中在一个大场院里,支上机枪,企图制造一场屠杀案。许多老大爷听到翻译官的问话口音像是当地人,于是苦苦地哀求翻译官说这些军用品都是从野外拾来的,要他向日军说好话,这才幸免残杀之难。但日军恨气未消,放火烧掉了傅江清、孙玉亭等40多家的房屋、被毒打的父老姊妹不计其数,由于重伤、受惊,日后死亡的有10多人。在这一惨祸发生之后,邢辑五等七八个同志积极地组织了抗日救亡活动。当廖司令在白云山三官庙打了大胜仗,回到太平庄休整队伍时,由邢辑五、邢昔三同志带领孙玉亭、解永会、邢乐道、邢涛、邢乐峋、邢善政、孟印堂等十几位同志于1938年4月下旬参加了廖司令的队伍,并改编为十三中队,邢辑五任中队长。

以军屯战士为骨干的十三中队虽然来自农民,却初战告捷。1938年5月17日,张店日军窜到隽家庄、马庄、曹村烧杀,邢丕武、邢辑五奉命带领一个中队冲入曹村北门,展开巷战,差一点交手夺到日军的机关枪,一直把日军赶出了曹村一带,并保护村民扑灭了烧房屋的战火,深受村民们的欢迎。

建立党政组织

根据抗战形势发展的需要,长(山)桓(台)二区中心区委派王贯九(解家庄人)在军屯村发展了一批具有民族觉悟、在抗日救国活动中表现积极的分子为中共党员。于1938年中秋节建立了村的党支部,邢善秀任支部书记,党员有邢干卿、邢乐文、邢善政、邢善恩、邢乐道、邢祥本、邢福本、邢本仕、邢本桐、邢荣本、张宇均、解兆河共13人。从此以后,展开了地下党的组织活动,以领导村的抗日救亡运动。

1938年冬,在长桓临益四县边区行政委员会(桓台新四区的前身)领导下,成立了湖田乡行政委员会,乡主任(即乡长)邢干卿(军屯),副主任邢祥本(军屯),王恩普(上湖田),毕瑞符(南焦宋)。乡以下有7个村:上湖田、下湖田、南焦宋、北焦宋、辛安店、军屯、凤凰庄。各村都建立了村行政委员会,军屯村行政委员会主任(即村长)孙玉堂。

1938年冬天和1939年春天,各村相继成立了群众性的抗日救亡组织。计有:总动员委员会,主任邢干卿、邢善本;农救会会长邢干卿(兼);青救会会长邢瑞本;妇救会会长邢玉;职工会会长邢荣本、邢本桐;自卫团团长邢本仕、邢福本;武装组组长邢善恩、孟兆龙;武装基干组组长邢乐绪;基干组班长邢善林、解兆河、孙秀章;等等。

各种抗日救亡组织都有明确的分工。例如,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动员参军参战,征收公粮田赋,做军鞋军袜,接送抗日军队和干部,运送军粮、军用物品,站岗、放哨、盘查行人,除奸、传送情报,破坏公路、割电线,等等。他们在各个不同的岗位对敌人展开斗争,立下了不朽的功绩。

抗日组织的贡献

军屯抗日组织的贡献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经常送往迎来。凡从鲁中南过胶济铁路到清河军区(渤海军区)来的干部和小部队,都是经由四方角、炒米村、上湖田、军屯村地下交通站,再转送到大寨村、三龙村而去的。反之,也是沿着这条路线送往南下的。1941年腊月一天深夜,由胶济大队魏臣忠带队护送35名扩军委员,从鲁中过铁路到军屯村,由孙秀章和解兆河带民兵基干组,于第二天冒着大雪转送到乌河以北的孙家王庄而北上了。腊月二十日,胶济大队和新四区区公所在下湖田,被张店日军重兵包围,受到严重伤亡。魏臣忠等数人身受重伤后,由张精忠、于化坤将他们转移到军屯北大沟的深洞里,并委托村长孙玉堂、自卫团长邢福本、孟兆龙等派自卫团护送他们到长山四区大张庄,找上耿子安,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医治去了。

第二,掩护部队和干部。1940年3月上旬,张店、湖田、金岭镇的日军、汉奸,合围住军屯村的长桓县大队。邢贵本重伤后牺牲,教导员徐新安受伤后被俘关押在张店日本宪兵队。长桓县大队令军屯村邢乐英、邢乐道,到上湖田找到伪乡长张瑞三,通过他去张店转托人,花钱请客营救许新安。

1941年5月中旬,新建立的桓台公安队队长王玉淼,带队住在军屯孙玉芹家。张店的日军、汉奸直扑军屯村来,幸被站岗放哨的自卫团团员孙秀山、邢德本及时发现,报告了王玉淼,公安队迅即转移未受损失。但敌人却圈住了很多村民,毒打追问八路在什么地方。被打伤的30多人,重伤的有孙玉堂等4人,青救会长邢瑞本被日军翻出抗日歌本后用刺刀穿死了,但村民们坚贞不屈,始终未向敌人泄露秘密。

1943年5月上旬,街子据点马三子,闻悉马憨生探亲住军屯,拂晓包围了烈属邢宗连的住宅,幸好马憨生早已离开。邢宗连听到后立即往猪栏棚上躲藏,被马三子用枪打伤。马憨生妻子和县妇救会负责人张华尚未起床。叛徒们问这两个妇女是什么人,在旁的邢宗连的儿媳邢玉(共产党员)回答说,这个是孩子的姑,那个是孩子的姨,就这样把敌人给搪塞过去了。

1943年11月中旬,县委宣传部部长李晓光和张兰田夜宿军屯东大沟,不幸被奸细告密。拂晓,马三子带队从大沟北崖包抄过来。李、张发现敌人太晚,只好向村里撤退。李跑到邢玉家被她掩藏在谷草垛里,张从邢玉家翻墙藏在邢焕本的烟屋里。马三子把邢玉绑起来毒刑拷问她把两个八路藏在哪里了。邢面不改色地说,没有看到八路,只听到西边有跳墙的动静,好像往西边去了。敌人受骗,朝向西面追去了。

第三,建立地下兵工厂。为了战争的需要,中共四边县委和长桓临益四县边区行政联防办公室,于1939年秋天决定,利用军屯村的地形和民情的好条件,建立地下兵工厂,主要是制造手榴弹和修理枪支。兵工厂分翻砂、安装、修械三组,分设在地洞里和最隐蔽的地方。最初制造的手榴弹是很糟糕的,有的不炸,有的一炸两半,有的一拉火就炸。相子正就是用这种土造手榴弹,在1940年春天包围消灭曹村的伪军时,一拉火就炸,被炸伤了骨头。经过反复改进,我们的手榴弹成了有力的战斗武器,没有枪支的干部和民兵,带上几个手榴弹就可以和敌人交锋。兵工厂制造的手榴弹不仅本县、本地区使用,还由军屯民兵基干组运送到小清河北,供给其他地方使用。

不幸的是1941年春节后,张裕安、张宇良叛变投敌,5月间率领敌军到军屯一带进行破坏,抓起来十几名青年吊打匪刑,追问兵工厂在啥地方。打得最惨重的是青年李树海,但他始终未暴露兵工厂的实际情况。后来,敌人翻箱倒柜,只搞去了一部分地面上的焦炭。其他在地下的物资器械,由军屯党组织发动群众立即转移,没受到损失。

第四,支持部队。1941年6月17日,胡立义特务队应新四区张精忠的约请,准备协同作战,消灭叛徒梁学堂。不料被奸细告密,张店、卫固、湖田的日军、汉奸骑兵200余,到军屯合围胡立义特务队和新四区区中队。胡立义由李东山做向导,向东突围未成,只好撤退回村内同敌人战斗了一天。当天牺牲的有孙玉山(上湖田人)、仇班长(仇家庄人)。曹永祥受伤后被邢本祜掩藏在地洞里,不幸血迹被敌人发觉,放毒瓦斯把下地洞的3人毒死了。这次战斗后,敌人连续几天共11次包围军屯,到处挖地洞找八路。村内被毒打的群众不计其数,放火烧毁了邢乐英、邢干卿、邢家乐的房屋,捕去了烈属李东江、李东圣多人。虽然敌人白天包抄烧杀,但夜里村民们却救火治伤,收拾残局,献出棺材掩埋烈士。这样的村民是万金难买啊!

1944年3月28日,张店日军三角部队(便衣特务队)40多人占据了玉皇山顶的玉皇庙,抓去了邢善孝、邢善林、邢乐金、孙孚德、傅象记等5人,其意图不明。中共桓台县委、桓台县政府负责人闻讯后,立即决定向敌人进攻以解救群众。下午3时,相子正、张精忠带队从玉皇山南面发起进攻,孙铁民、于明带队从玉皇山北面发起进攻,与此同时,军屯村和南焦宋的基干民兵也参战支援。当傍晚接近胜利的时候,从张店、金岭镇开来了5卡车的日军向我合围,我们只好撤出战斗。被抓去的5人先后都逃了回来。第二天,为了防止敌人安设据点,县委发动军屯村的群众把玉皇山顶的玉皇庙扒得片瓦无存了。

1944年底,张勋臣、于化坤带一班人住四宝山南坡的石窝里。因奸细告密,叛徒马三子带队包围了石窝。在突围中邢超章牺牲,邢善恩负伤命在旦夕。战斗结束后,军屯村民兵当晚就用担架把邢善恩送往邹平旧镇,以后转往垦利后方医院治疗。不幸治疗无效而牺牲。

1945年7月初,桓台县大队同长山县独立营联合行动,打湖田东埠子矿警,夺取红色炸药。行动前的来往送信联系,是张荣派军屯地下交通员邢乐俊,星夜赴长山四区凤落村去完成联络任务的。当战斗结束,夺取的炸药无处存放时,军屯村群众把炸药隐藏在北大沟孟继德的秘密洞内。到第二天夜里,军屯派了自卫团4个班,驴子20头,会同万盛、凤凰庄的自卫团、驴队、肩挑队,星夜送往长山四区甘家庄,而后转往渤海军区去了。这批炸药共6000多斤,对我军大反攻起了很大作用。

腥风血雨之难

军屯人民群众积极参加抗战,拥护共产党,支援八路军的战斗精神,引起了敌人极大的重视和痛恨,周围几十里据点上的日军、汉奸听到“军屯”之名就像听到霍乱那样可怕,称之为“匪村”“土匪窝”,欲“灭此朝食”而后快。因此,反复扫荡、清剿、掠夺、摧残,当地人民群众在腥风血雨中过日子,其斗争意志也越练越坚强了。

1941年11月初,金岭镇日本宪兵队许田松苍带领汉奸队来军屯“扫荡”,捕去青年邢乐祥、邢乐修,吊打匪刑追问相子正、邢干卿、邢乐文的活动情况。二人虽遭受严重摧残,但未说出半句实情。后来,家属倾家荡产花了上千元将其赎买了出来。不久,农历腊月初十,张店日本宪兵队长木村和叛徒张裕安、马伯成又来军屯抓八路,枪弹打伤邢善堂,抓去了李东山(后来也是赎买出来的),被打的村民无数,但谁也没有供出什么,日军、汉奸们悻悻而去了。

1942年春节后,在环境极端恶化的形势下,中共长山县委书记马兢生和张精忠二人,由长山四区秘密地进入军屯,布置对付敌人的应急措施。正月初八日夜,按照秘密工作的原则,二人分住两处,马住在村西沟北崖头的亲戚家,张住在西门里邢家乐的暗洞里。不幸马被敌人暗探发现。次日早饭后,叛徒张裕安、马三子前来包抄。马恐房东受累突围南逃,在花山南麓被敌人密集火力重伤。叛徒们把他抬到曹村,妄图从他口中弄点材料,马义愤填膺,怒骂这些无耻叛徒,气绝身亡。在场群众无不为其大义凛然的精神所感动。

1942年3月6日拂晓,张店、湖田、金岭镇、卫固和街子五处的日军、汉奸们相配合,包围军屯大肆捕人,村民们闻声逃遁。逃之不及被捕的有:邢祥本、孙玉堂、邢福本、邢善珍、邢善如、邢治本、邢本贞、邢瑞林、李方孝共9人,押在张店。经审问后把邢福本、邢祥本、邢善珍、邢善如关在牢里,至死无音信。其余5人,有的逃跑回家,有的赎释回家。

1942年8月10日,金岭镇汉奸队长岳振帮突然袭击军屯捕捉邢干卿、邢乐文都落空,于是抓了青年邢善居,吊打逼问二邢的下落,他受尽酷刑没有泄密,被敌人带走了。以后花了600多元没有赎出来,最后邢善居越狱逃跑回家。

1944年4月24日,张店、湖田、金岭镇三处日军、汉奸袭击军屯村,四区区长陈方兰转移到北大沟洞里时,被敌人用火烧出来了,日军、汉奸带到村里要他认出哪个是八路负责人。陈说,刚从鲁南来,一个都不认识。气得日军向他腿上穿了几刺刀,仍然没有暴露秘密。日军汉奸们又抓了孟兆龙、陈龙宇、解本州等人押往金岭镇,陈方兰押往张店。后来经过疏通花钱均被赎出。

1944年8月中秋节前,临淄叛徒王六曾先后两次到军屯、万盛、凤凰庄洗劫,仅军屯一村就被牵去牛、马、驴、骡100多头,捕去李东山、周同春二人,后花了2000多元赎买出来,牲畜全部被王六杀掉,过了一个罪恶的中秋节。

英雄人物辈出

经过战火腥风血雨的锻炼,“战争教育了人民,人民赢得了战争”。在人民群众中涌现出了众多的英雄事迹和英雄人物,既可泣,又可歌。成为烈士的,在桓台索镇烈士塔上镌有芳名,勒诸贞珉,永垂不朽。

老乡长邢干卿,在桓台东南乡广大群众中,甚至在敌伪人员的眼中,是个赫赫有名的人物。他经历过旧军伍的生活,特别是经历过第一次世界大战赴法国对德军参战的大场面,是个经风雨见世面的老军伍。在他看来,地方上的抗日游击战争,不过是小猪与大象之比,没有什么可怕的。他经过日军、汉奸、特务、叛徒多次烧房子、抄家,妻子被杀、家破人亡的摧残,无论多么恶劣的环境都没有使他灰心悲观和退缩,仍然在湖田乡,历尽艰辛,忠心赤胆坚持了八年的对敌斗争,可称得上是一个坚贞不屈的英雄人物。那些在抗日战争中动摇妥协的、逃跑回家的、伏首屈敌的,与邢干卿比起来,只不过是一只蝼蚁罢了。最遗憾的是在抗日战争中没有死在敌人手里,当日军投降后,被本村挟嫌报复的侄孙枪杀了。尽管杀人者被桓台县政府判了刑,但却是不可弥补的。

副区长邢乐英是1938年参军的,1941年春,在新四区任公安员,同年8月调桓台二区任副区长。该同志在抗日战争中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救亡运动,动员参军参战除奸反特,对敌斗争,做出了积极贡献。1941年11月间,邢乐英同区长扬子江(大河南人)、通信员小刘住仁和村时,被汉奸告密,卫固据点日军、汉奸、叛徒刘伯华等倾巢而出包围了他们的住址,要他们缴枪投降。面对几十倍的敌人,他们宁死不屈,坚持战斗,打了3个多小时。最后,当他们向村外突围时,先后壮烈牺牲。以3人之力抵抗几十倍的敌人3个多小时,这在长桓地区战斗史上是没有先例的。

老交通邢本桐、解永会、邢乐文,更是令人敬佩的。他们在敌据点星罗棋布,公路密如蛛网,环境异常恶劣的形势下,穿梭递送各种密信、书报。哪管隆冬严寒、酷暑炎热,不顾狂风暴雨、雨雪交加,不怕阴夜霾黑、山路崎岖,克服各种困难,想尽种种办法去完成任务。为此,解永会同志鞠躬尽瘁,积劳成疾;邢本桐和邢乐文同志赴汤蹈火,死而后已。他们为党、为人民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还有邢玉嫂,虽然是个农村妇女,经过战火锻炼,心是红的,血是热的,胆是大的,骨头是硬的。她掩护过李晓光、张兰田,也掩护过张华和马憨生的妻子,还掩护过其他干部、战士。为此,数次遭受汉奸、特务和叛徒的荼毒和家破人亡之苦,但她意志坚强,委屈了自己,保护了革命力量。

像邢玉那样的群众在军屯为数不少,不一一列举了。总之,军屯是英雄辈出的英雄村,不仅参军、参政、参战牺牲的15名烈士(占参军35人的43%),可称得上英雄人物;同时在敌伪无数次的摧残洗劫军屯村中被毒打、枪杀、抓捕而致死的20多名村民(差不多都是农救会、青救会的会员),也可称得是军屯村的优秀儿女。这些死难者与烈士们共计35人,占全村总人口的46%。军屯啊,军屯,你是革命的故乡,英雄的故乡,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年代,在人力、物力、财力方面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和巨大的牺牲,虽然经过暴风骤雨的摧残,却像苍拔的劲松那样,屹立在群山之中,同青天一色,与碧海相辉。

 

(注:本节根据孙秀章、李东山提供的材料与编者的回忆整理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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