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桓革命战争史概论

长桓地区，是指抗日战争初期因形势发展需要，在特定条件下自然形成的一个地域性概念。其管辖范围，包括长山县九区全部和桓台县二区全部，桓台县一区南部和三区南部及临（淄）、益（都）、淄（川）三县边区的部分村庄，至抗日战争结束，便发展成桓台县之全境，总称谓桓台县。其北线沿小清河，西起韩套、刘套，东至湾头村，长60多华里；南线沿胶济路，西起张店站，东至东风站，长40华里；南北间距由小清河至胶济线，长85华里；长桓全境2900多平方华里，共410个村镇，人口近40万。

长桓地区之所以重要，从自然条件说，这里土地肥沃，物产丰富；从地理环境上讲，其桓台县境的张店，是胶济铁路线的重镇，南有张（店）、博（山）铁路支线，北有贯通渤海平原的张（店）、博（兴）、蒲（台）公路，交通四通八达，十分方便；从战略地位讲，这里是我“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五军”举行著名黑铁山起义的发源地。北有八路军三支队，东有八、五支队，南有四支队，中共山东省委又驻在鲁中地区。因而，它又是我清河清河：1944年初与冀鲁边区合并为渤海区。、胶东、鲁中三大抗日根据地交通联系之枢纽。长桓地区的革命火种，在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我党活动的基础上，于抗日战争时期形成了燎原之势。长桓军民在党的领导下前赴后继，浴血奋战，英勇抗击着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围困剿杀，在斗争中创建了自己的军队，建立了革命政权，为新中国的诞生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第一节 抗日战争时期

抗日战争爆发不久，在山东省立济南师范山东省立济南师范：原省立第一师范。学习并参加了党的外围组织“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简称“学联”）的孙铁民同志回到了老家——长山县九区孙家庄，就投入到抗日救国的宣传活动中。

长山县九区卫固镇完全小学，是当时抗日宣传活动的中心。校长邢丕武是北京大学毕业生、国民党党员。他有爱国热情，拥护国共合作，对孙铁民等向教员、学生进行抗日宣传工作给予了支持，并成立了“抗敌后援会”，积极开展各种宣传活动。当时，以卫固镇为中心，北到索镇，南到张店，西到南北二营，东到中埠、黄金，西北到老官庄、大小龙子一带，都较普遍地向各村小学教员进行了宣传活动。经过广泛深入的宣传鼓动，积极起来参加抗日救国斗争的小学教员和青年学生越来越多，他们为革命事业做出了积极贡献。

长桓地区革命斗争形势发展很快，其原因有三：

一是自八国联军进攻中国，辛丑不平等条约订立后，德国人侵占了胶州湾，用中国人民的血汗——庚子赔款修建了胶济铁路和铁山矿区。政治上的侵略，经济上的掠夺，致使农民相继破产，工人生活极苦。尤其是张店、金岭、洪山等镇以及铁山一带，先后被德、日帝国主义所侵占。广大人民群众遭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压迫、剥削异常残酷，陷入水深火热之中。压迫愈深，反抗愈烈。因而工人阶级队伍的政治觉悟日益高涨，为党组织的建立准备了条件。那时，在张店和铁山的工人农民中，相继建立了党的组织，给随后的革命活动开辟了道路。革命火种一经点燃，立刻成燎原之势；革命高潮一经到来，迅速掀起汹涌怒涛。

二是随着近代工业的发展，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兴学堂、办教育，新型知识分子不断出现。这些知识分子接受新事物快，敏锐性强，多数成了工农群众的同盟军，革命力量的先驱者。

三是长山九区是坐落在桓台县境内的一块“飞地”，以此为中心的桓台东南乡，又处于临淄、桓台、益都、淄川四县的边缘地带，由于封建统治各霸一方，对边区地带则统治薄弱，这在客观上给革命力量的壮大提供了有利条件。

1937年八九月间，当日军铁蹄快要踏到黄河北岸时，在家乡进行抗日宣传活动的孙铁民到济南师范与王若杰会见，经王若杰介绍，又同平津流亡学生、“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山东省队部队长孙陶林（孙传文）相识。在交谈中，孙铁民将长桓一带抗日宣传活动的情况向孙陶林作了汇报。王若杰将敌我斗争形势对孙铁民作了介绍，并发展孙铁民为“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以下简称“民先”）队员，指定他为长桓“民先”区队队长。孙铁民回到家乡后，便积极在小学教员和青年学生中发展“民先”组织。

10月，中共山东省委根据中共北方局关于“共产党员应该脱下长衫，到游击队去”的指示，先后派刚刚出狱的共产党员姚仲明和红军干部廖容标、政工干部赵明新来到长山中学，以教员的身份为掩护，在长山中学与校长马耀南团结合作，宣传抗日，训练骨干，准备发动武装起义。9月间，林一山同志曾受省委领导黎玉同志的指派，利用同事关系赴长山中学对马耀南做过一次工作。

11月初，赵明新同志从长山中学到黑铁山地区开展“民先”活动。许多队员积极参加了以长山中学为基地而举办的历时两周左右的游击干部训练班。训练班刚结束，姚仲明、廖容标又委派赵明新、周次温同志先行到长山九区帮助孙铁民等筹备武装起义的有关事宜。12月24日，日军的飞机轰炸长山城，姚仲明、廖容标随即把学校的部分师生拉到了长山九区的太平庄，会合了早在那里等候的赵明新、周次温和孙铁民等集中起来的一部分“民先”队员，按照省委的指示，在廖容标、姚仲明的领导下，于12月26日举行了著名的黑铁山起义，打起了“山东人民抗日救国第五军”的旗帜。

此前，中共淄博矿区工委曾派魏思文同志到长桓地区帮助工作，由他介绍发展了孙铁民、张冲凌、张辑光等同志为中共党员，于花山“老爷殿”正式成立了花山党支部，孙铁民任书记，张冲凌任组织委员，张辑光任宣传委员。后来，经过考验的“民先”队员如马兢生、杨子荣、李本荣、张敏和马洪南等同志，也先后参加了党的组织。

与此同时，中共淄博矿区工委书记张天民同志，根据山东省委发动武装起义的指示，在洪山矿区和张店、洪沟铁路工人及佛村农民中也进行了广泛的组织发动工作。因为这些地方都有党的领导，工人农民行动非常迅速。当国民党的队伍向南溃逃时，张店铁路警察队（亦称护路队）的一部分人想伺机投敌。洪沟支部了解这一情况后，高光宇、李志英、孟金山便组织邹光君、孟昭铸等同志带领工人队伍，冲进警察队驻地缴获了近100支枪，成立了抗日游击队。黑铁山起义后，高光宇、孟金山、孙学之等找姚仲明接谈，根据他们的请求，又把这支抗日游击队列编为五军的第四中队。

花山党支部建立后，党的组织有了较快的发展。1938年七八月间，相继建立了中共桓台二区中心区委和中共长山九区中心区委。桓台二区中心区委由张冲凌任书记，张敏任宣传委员。长山九区中心区委由孙铁民任书记，马兢生任组织委员。9月，成立了长山九区行政委员会，刘超任主席。刘超调走后，由李铁峰接任。行政委员会是我党在长桓地区的区一级政权，它同区政府一样，对这一地区民运工作、支援抗战、发展武装都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11月，在卫固付山村，正式成立了长（山）桓（台）临（淄）益（都）四边县委，县委书记孙铁民，组织部部长马兢生，宣传部部长邢淑军，军事部部长张冲凌。其间，在付山村还举办了一个小学教师训练班，学员50多人，学习了10多天。对开展抗日宣传教育工作发挥了积极作用。12月，四边县委在北六庄北六庄：杨家桥、西付村、面窝、东付村、西沙河村、马王庄。又举办了60多人的四县边区青年干校。因敌人扫荡和进驻索镇，干校只办了13天便结束了，学员大多又回到村里做群众工作。即使这样，青年干校也为抗日战争培养了一批干部。

这个时期，整个长桓地区动员参军参战，发展党的地方组织，成立工、农、青、妇等抗日群众团体，创建抗日根据地等各方面的工作都很活跃。1938年2月、6月、9月间，张店、湖田、金岭镇之敌，3次对卫固及其周围的村庄疯狂烧杀抢掠，仅卫固镇即烧毁300多户、1500余间房屋，有些村庄被连续烧过多次，几乎成了废墟，人民群众损失惨重。1939年6月6日，跟随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三支队杨国夫副司令的长桓独立营营长刘鸣岐、副营长耿汉亭、教导员高鲁在邹平刘家井战斗中壮烈牺牲；一连仅张万中等10余人突围；二连连长相子正和副连长李子洲负伤，部队伤亡很大，突围出来的40多人，后来由二连指导员许新安把他们召集起来，带回了长桓，不久在孟家店子又被敌人包围，所藏枪支全被起走。7月22日（旧历六月初六），三支队司令员马耀南同志在桓台牛王庄与日军战斗中壮烈牺牲。这年从春至夏，长桓的斗争形势更加险恶而动荡了，敌人轮番扫荡和烧杀之后，相继在街子、卫固、北石桥等地安设了据点，国民党二十四旅下属纷纷投敌，先是营长巩子岭，翌年是团长王金生，各自率队投敌驻索镇，编为“剿共建国三团”伙同日军反共，罪行累累。

1939年5月底，中共山东分局派景晓村同志任中共清河特委书记，与苏杰、王子彬、伏伯言等同志带了一批干部到长桓北六庄的面窝村县委会驻地，传达中共山东分局《关于山东工作方针原则的决定》，强调建立抗日根据地，加紧建立抗日民主政府，积极扩大抗日武装力量，巩固和发展党的地方组织，对国民党顽固派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这时的北六庄，实际上成了当时清河特委和长桓县委的活动基地。经过特委和县委的努力，北六庄一带的党群组织很快地又活跃起来，并以此推动着整个长桓抗日武装斗争的迅速发展。当时，特委书记景晓村同志在刘国先家里，写了不少宣传抗日统一战线的文章，印发了大量的宣传品。8月1日，清河特委机关报《群众报》油印版在桓台东沙沟河创刊，对抗日宣传工作起了很大的作用。

1939年8月，县委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大力发展党员的指示，在北六庄和大围子里大围子里是指桓台城以东、索镇以西、锦秋湖以南、于家堤以北的108个村庄（不包括东大围子里的16个村庄）。一带，发展了不少党员。但由于在大发展中忽视了阶级路线，再加组织手续不够严密，致使有些品行不好和投机钻营的人也乘机钻了进来，影响了组织的纯洁性，破坏了党的形象和威信。

1939年7月1日，长（山）桓（台）临（淄）益（都）四县边区行政联防办事处在长山九区面窝村成立，王子彬任主任（王于1940年3月调走后，由李铁峰继任）。同时，在临淄四区大夫店村建立了清河区第一个抗日民主政府——临淄县政府，王兴国（伏伯言）任县长。1940年4月底，第一届桓台县抗日民主政府在中埠村成立，李铁峰任县长兼公安局局长。至1941年2月，中共长（山）桓（台）临（淄）益（都）四边县委改称中共长桓县委。

桓台县抗日民主政府的成立，是随形势发展应运而生的。1940年春，桓台县国民党二十四旅及其县政府投敌、勾敌联合反共后，统一战线的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在这一新形势下，成立了新的县政府，以领导抗战和民主建政工作。桓台县政府成立之后，将长山九区划为桓台县第五区。8月中旬，在老官庄成立了桓台县参议会，当选的有：参议长孙铁民，副议长相子正、邢涛，参议员邱汉三、马兢生等47人。

1940年夏天，先在黄金村举办了妇女干部训练班，学员50多人，学习20多天；后在老官庄举办了青年训练班，学员70多人，学习半个月；7月至9月又陆续举办了农会、职工会和乡村长等各种训练班，每期人数在50人左右。这些训练班对推动各村抗日组织的发展，都起了重大的作用。

1940年12月，孙铁民调中共山东分局党校学习，刘耀文（王墨林）接任县委书记。1941年5月，李铁峰调中共山东分局党校学习后，刘耀文兼任县长，李本荣提任县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1942年1月，刘耀文调走，由马兢生接任县委书记。

第一届桓台县政府成立前，各区党政组织及乡村政权已相继建立起来。自1939年冬至1941年春，形成了抗日民主政权和敌伪政权二者并存的形势，而后者为前者所控制。

随着建党、建政工作不断完善，各乡村工、农、青、妇等群众抗日组织的逐步发展，长桓地区的武装斗争也蓬勃地发展起来。

1939年7月初，清河特委根据中共山东分局《关于山东工作方针原则的决定》的要求，在长山九区付山村一带召开会议，研究刘家井战斗后清河区斗争形势，决定加强地方武装建设，建立平原游击根据地。会后，中共长桓四边县委根据特委的决定，派耿子安、相子正和许新安等在桓台西部组建长桓大队。8月，将在刘家井战斗中被打散的长桓独立营集合起来，组建成长桓一大队，张冲凌任大队长，相子正任副大队长、许新安任教导员。1940年1月，张冲凌调任清河专署武装科科长，相子正继任大队长。

国民党二十四旅投敌后，在我党的帮助下，“中国国民党抗敌同志协会”在桓台中部成立了“中国国民党抗敌自卫军鲁北支队”，支队司令孙鸣岗，政委刘冲；同时，还成立了“中国国民党抗敌自卫军鲁北支队锄奸团（亦称特务营）”，团长张明远。刘冲、张明远都是共产党员，直接受清河特委的领导。1942年，这支队伍被编入八路军清河军区的战斗序列。

1940年春至1941年夏初，长桓武装有了较大的发展，以张子浩为队长，扩大了长桓特务队（特务队自1938年秋起即组建成立）；以张裕安、张宇良为正副队长，组建了长桓公安队；以张亿武为队长，组建了县委警卫队；以邢键民为队长，组建了县青年队。同时，各区区中队也相继建立。

地方武装建立以后，接连打了许多胜仗，极大地鼓舞了人民群众的抗日热情，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1939年8月，索镇敌伪1个小队“扫荡”杨家桥、马王庄，被长桓大队相子正率领的1个班击退，毙伤敌伪数人，缴获自行车10多辆。1939年10月初，卫固伪军7人去黄金村催款，被张冲凌率领大队包围，人枪俱获。1940年初，张明远率锄奸团到东大围子里一带村庄，夜袭投降派二十四旅回家过春节的人员，缴枪20多支，扩大了我抗日武装。1940年初夏，张店伪军一个班押运大车去索镇送军粮，行至张（店）索（镇）公路王庄东北，被张子浩率领的特务队和县大队配合所围歼，俘虏了全部伪军，缴获了全部军粮。1940年6月25日，相子正率县大队，在曹村伪办公所堵住街子伪军队长姜行章一部，击伤敌9人。

1940年6月初，张店、石桥、桓城敌特窜至曹家营一带村庄骚扰，被王玉淼率一区区中队三战三捷，毙敌5人，缴获自行车5辆、匣枪1支。1940年8月，清河军区后方司令部直属二大队队长孙凤文派于化坤、于永年和边振干3人袭击杜科日军炮台，击毙日军1名，缴获炮台施工图1包；11月，张勋臣、张乃俊率二区区中队，通过内线关系，再次袭击日军杜科炮台，击毙日军尉官和士兵2名，缴获指挥刀1把，图纸1部，勃朗宁手枪1支，步枪3支。由于我两次夺取敌施工图纸，迫使张店日军停建炮台数月。1942年初，相子正率县大队在于家营伏击黄家庄伪军张丕英部，伤敌多人，缴获自行车10多辆，匣枪1支。上述10个战例，均载于当年的《群众报》或《大众日报》。

纵观长桓革命斗争形势的发展，自“七七”事变爆发至1941年4月近四年的时间，虽遭受到一些挫折，但总的来说，由于中共山东分局及各级党组织的正确领导，斗争是顺利的。尤其在1938年至1940年间，可称得上是抗战的全盛时期，广大人民群众的抗日热忱空前高涨。到处可以感受到抗日救国、同仇敌忾的热烈气氛；听见妇救会、姐妹团欢唱着拥军参军、捐献鞋袜的抗日歌曲；看到母亲教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的动人情景；处处都有自卫团、儿童团隐蔽站岗、放哨和传送情报的活动。总之，各项工作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具体说来有以下几点：

第一，武装力量有了很大发展。脱离生产调到主力部队或外地区参军、参战达两个连以上的村庄有20多处。另外，长桓县级和区级武装经常在本地区活动的有300多人。

第二，各类抗日救亡组织遍布长桓南部各乡村。抗日救亡组织达160多个，其中半脱产和不脱产的乡村党、政、群（工、农、青、妇）干部有300多人。在长桓南部被敌人统治的伪化区，包括卫固、石桥、街子，都有秘密的群众性抗日救亡组织。在160多个有群众组织的乡村里，除建立了党支部的少数乡村外，大部分建立了党的小组或有个别发展的党员，使一切抗日活动都沿着党指引的方向发展。

第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也取得很大成绩。当时，我们统一战线工作的重点和对象是城镇农村中的中小地主和上层人物或知名人士，这些人在地方上是有影响和一定势力的。我们到各村开展抗日工作，发动农民开展抗日活动，首先要争取团结这些人。例如，我长桓一、二、四、五区的各乡乡长都是由上层人物和知名人士任职的。又如，付山村的周汉臣、孙家庄的孙八爷、郭家庄的郭冠三、三区的毕仲常等，在本村本族的辈分都很高，有的是本家族的族长，被人称呼为大爷或爷爷，有的是常为乡邻说情办事的头面人物，在当地群众中有一定的威望，在我们的争取团结下，他们在抗日战争中协助发动本村本族的基本群众，支援参军参战、拥军优属、保护军工烈属，起了很好的作用。再如，太平庄的邱汉三是个塾师，廖容标、姚仲明发动黑铁山起义时争取了他，并得到他的赞助和支持，在抗日战争中一直拥护和支持抗日，受到人们的尊敬。

第四，情报网遍布长桓地区。在区与区、乡与乡、村与村之间建立了情报网和联络网。同时，也派自己人或“白皮红心”的伪乡村长打入张店、石桥、街子、卫固、湖田、金岭镇等伪据点内部，通过关系搞到敌人的内部情报。这样，只要敌人一出动，要扫荡哪个地区、村庄，我们都可以及时得到可靠情报，进行转移和疏散，避免了许多损失。

当时，我们对敌伪的工作一度也搞得较好。例如，相子正通过关系争取了街子据点的一个伪军中队长万福来，他的部下碰到我们的地方干部就不闻不问。后来，这个伪中队长被日军调走后，又换来了刘中奎当队长，结果又被我们争取了过来。相子正在曹村曾对万福来进行过抗日救国教育，不幸此事被特务发觉，万福来被送往日本下了煤窑，刘中奎被调走。

1941年春，日军清剿、诱降，国民党反动派制造摩擦、反共，抗战处于艰苦阶段，我桓台公安队正副队长张裕安、张宇良和新建桓台县短枪队副队长王玉树等20余名干部相继投敌。再加之当时县委领导人脱离群众，脱离实际，使工作屡遭挫折。从此，形势日趋恶化，第二次抗日高潮逐步转入了低落。“二张”投敌后，先后在曹村、北营村、南石桥安设据点，为虎作伥，带领日军破坏了我100多个乡村的抗日组织。当时，牺牲的、被捕被俘的、妥协逃亡的县区干部很多，特别是那些投敌叛变的败类，为了取得日军的信任，则更凶残，破坏性更大。

为了积蓄力量，以利长期抗战，县委根据上级指示，有计划地将暂不适宜继续留在当地坚持斗争的县区干部和地方武装，分批调到清河区党委。到了年底，形势更严峻了，县委、县区政府和县大队仅有的80多人，奉命全部撤退到清西地区邹长一带活动。经过整编后，刘耀文、王靖宇、崔锋等一部分县区干部调清河区党委工作。长桓县委由马兢生任书记，相子正为委员。马兢生、相子正等40多名干部、战士组织起来，改编为“长桓军政工作团”，撤销了县区政府和县大队的建制。相子正、马兢生分别担任工作团团长和政委，继续在桓台地区坚持抗日武装斗争，惩治汉奸、特务，筹粮筹款、救济抚恤军烈属等工作。

“长桓军政工作团”经常活动在长桓边境的大小埠头、丰乐村、沟营、大阎和鲍孙庄一带，以利联系桓台内地。但由于叛徒特务的反复清剿和摧残，到处安置了情报网，我们的一举一动都处在敌人的监视之下，在当地几乎无立足之地。军政工作团的小型武装曾多次试探性地深入活动，但都受到挫折。

1942年2月5日（农历腊月二十），张精忠、于化坤等同胶济大队魏臣忠的一个班，秘密住进下湖田。次日中午，被张店日军、叛徒、特务200多人包围，突围战斗中，牺牲干部战士9名，魏臣忠等身受重伤。1942年2月22日（农历正月初八），马兢生秘密插入军屯村，次日被叛变投敌的张裕安等30多人包抄，马兢生在突围时身受重伤，壮烈牺牲。

不久，“中共长桓县委”改称“中共长桓工委”，由李本荣任书记。

在这样残酷的形势下，我军政工作团改变了斗争方法，由相子正等熟悉当地社会关系和军、烈属情况的同志，各带几名战士，潜入隐蔽活动。在此期间，我们总结了经验教训，坚决执行党中央提出的“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准备反攻”的方针，创造了多种多样的对敌斗争方法。

如，1942年8月间，我们隐蔽在湖田的一片瓜园里，活捉了伪军马洪海，夺了他的枪。9月间，活捉了住在张店北门外棉花试验所的两个日军翻译，缴获崭新的意大利造手枪两支。不久，在湖田活捉了伪副官张子涵，缴了他的枪，打破了王六在湖田安设据点的美梦。12月底，又利用内线关系，里应外合，消灭了驻守在南石桥的叛徒张裕安的全部人马。从此，长桓形势开始有了新的好转。

1943年1月中旬，日军松田师团长纠集敌伪万余人，配以飞机4架和众多骑兵车辆，扫荡、蚕食我清河区，企图聚歼我主力军。1月下旬，我清河各军分区全线出击，攻克、烧毁敌伪在小清河沿岸的部分据点、岗楼，粉碎了敌人的进攻。3月9日，李本荣在长山马家洼子被捕，7月23日在济南被杀害。当敌伪蚕食清西地区邹长时，相子正、张精忠、于明等按照清西地委书记、清西军分区政委李曼村同志的指示，坚持“敌进我进”的方针，组成四个短小精悍的武装小组（每组5至8人）插入桓台一、二、四、五区实行“翻边战术”，开展游击活动。在这跌宕起伏、胜败交错的形势下，在曹家营、石桥一带活动的我军政工作团的邹大志裹挟战士五六人投降张店特务队，把桓台仅有的一些关系破坏了。6月，孙铁民重回桓台县担任县委书记。县委根据上级党组织的指示，通过宣传组织群众，打击敌伪政权，开展武装斗争，保护群众利益等各项工作，形势逐步好转。8月，恢复了桓台县政府，相子正任县长兼县大队长。接着，恢复了四、五、一区政府和区中队。从此，进入了第三次新的抗日高潮。7月下旬，我清西军分区部队打掉了小清河边上（韩刘套以北）的敌伪据点，吓跑了住在院上的宪兵特务队王三子，粉碎了敌人的进攻。

自1943年秋至1945年8月，我们在军事上连续不断地取得胜利。党的工作、政权工作、统战工作、群众工作也都有了很大的发展。在此期间，执行了宽大与镇压相结合的政策，收效很大。

1943年九十月间，桓台新四区击毙了披甲乡伪自卫队长于湘芹，大快民心。同年12月底，桓台一区区中队夜袭北石桥伪组合社，缴获伪钞数十万元。

1944年2月初，县大队利用内部关系奇袭周村，全盘端了叛徒朱庆云的机枪班，夺取了他们的机枪和步枪。不久，在郝家园又全歼了苇子河窑上据点一个伪军小队，人枪俱获。几天后，在尹家坞打伏击，俘虏了街子清乡特务队队副马二子和叛徒科长朱其成。当夜，县大队在北焦宋与王六一个营在大街上遭遇，毙伤伪军一部。

1945年2月，大风雪之际，县大队夜袭罗家斜沟，消灭二十四旅王洪福1个连70多人，缴长短枪50多支，轻机枪1挺。1945年5月，县大队夜袭古城子，消灭二十四旅1个连50多人，缴长短枪50多支。7月11日（农历六月初三），县大队在长山独立营配合下，夜袭湖田东埠子矿警，消灭伪军30多名、日军七八名（徐江城率部在商家庄南打伏击，炸死从铁路上驾驶摇车子的敌伪援兵），缴获步枪30多支，机枪1挺和黄色炸药6000余斤（124箱），《渤海日报》登载了渤海军区给桓台县大队和长山独立营的嘉奖令。

不久，县公安队和五区区中队夜袭卫固伪区中队和警察所，消灭叛徒边道际等40人，活捉日本特务胜田和1个翻译官。同年7月底，县大队宋鲁源率高延洪、张宇桐、郭正才、王占奎4人智袭石桥飞机场，击毙日军4名，缴获机用机枪1挺，大盖枪4支。不几天，县大队在机场西的张（店）桓（台）公路伏击日军，毙伤敌10多人，缴获日式机枪1挺，步枪10余支，受到清西军分区司令部的表彰，授予郭正才、王占奎战斗英雄称号。

8月初，县大队在黄家庄迫使二十四旅投降派副团长巩子岭所属团的一个整连百多人投降，收缴步枪70多支，轻机枪1挺。

在长达8年的艰苦岁月里，长桓地区斗争形势的发展，经历了三次高潮和两次低谷的起伏，经验教训很多。其主要的，就是在抗日初期较长的时间内，由于我们对抗日战争的长期性、曲折性和复杂性，以及对长桓所处的战略地位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对“长期隐蔽，积蓄力量”的战略方针领会不深，过分地暴露了自己。另外，对党的各项政策的学习研究重视不够，对复杂的斗争形势不善于作具体分析，以致在征税中出现过伤害群众利益的行为，在锄奸工作中又出现打击面过宽的现象，影响了统战工作的开展。

在上级党委的帮助下，我们认真总结了几年来对敌斗争的经验教训，经过长期的斗争实践，逐步认识到了这些问题，从而采取了灵活多样的对敌斗争方法，开辟了新的局面，取得了抗战斗争的胜利。

第一，积极开展多种形式的武装斗争。武装斗争是一切工作的后盾，如果没有武装斗争，打击敌伪、镇压汉奸、打开局面、建立秘密组织，利用敌伪家属和两面政权为我们服务，都将是不可能的；开展政治攻势，发展内线关系，瓦解敌伪军，也是无力的。基于这一认识，我们积极扩大和发展地方武装，开展武装斗争，把对敌打击的重点放在危害最大的叛徒、特务身上；对敌伪政权和伪职人员则争取其保持中立，避免打击面过宽，树敌过多。

第二，开展政治攻势，建立内线关系，瓦解敌军。在这方面我们做了大量的工作：

1给敌伪人员上“政治课”、散发宣传品。从1943年冬天开始，我们就有计划、有组织地对着街子、卫固、北石桥、四宝山和湖田等伪据点，在深夜选择有利地形，对敌伪特人员喊话、上“政治课”，宣传苏德战场的苏军大反攻；宣传八路军、新四军各战场的胜利消息；指明敌伪人员的出路；揭发敌伪内部“狗咬狗”的斗争；指名道姓揭发敌伪人员“扫荡”“清乡”时犯下的罪行。这对敌伪人员震动很大，使他们心有顾虑，行为有所收敛，有的还在暗中托伪村长送信，表示愿意改恶从善。

2不杀俘虏，以示宽大，在敌伪内部起了分化瓦解的作用。

3建立内线关系，对待伪军、叛徒、特务，我们展开政治攻势，主动上门，找到他们的家属去做争取工作，劝说他们为自己的亲人留条后路。

第三，长期埋伏，建立秘密组织。

1个别恢复党员关系和个别发展党员。各村党的组织被叛徒、特务破坏后，有的党员变节了，有的妥协逃跑了，有的消极脱党了。针对这些情况，我们在各村工作恢复之后，即着手审查了解，凡符合条件的就个别恢复联系，单线领导。在培养过程中，如条件成熟，则个别发展。但这样做也有缺点，即书记一旦牺牲，所有党员的组织关系就都失掉了。

2农民群众中出现的积极分子，及时发展到秘密组织中来。这里有两种秘密组织：一种叫5人团或10人团，以代替过去工、农、青、妇的群众组织；另一种叫游击小组，发给他们一定数量的短枪和手榴弹，这是一种不脱产的地下武装，遇有大的军事行动，如攻打卫固据点、攻打湖田东埠子矿警、夺取炸药等，都叫他们配合。

3选派得力人员打入敌人内部。例如杨成云（后被捕牺牲）在铁山矿井暗取日军的大量炸药；崔佃志打入二十四旅通信连，为消灭通信连创造了有利条件；朱玉坤在张店镇发展党员，建立了党支部，为我军1946年6月第一次解放张店提供情报；等等。这些同志绝大多数是共产党员，接受单线领导，他们为党为国做出了贡献。

第四，利用敌伪家属和敌伪乡村政权开展对敌斗争。在恶劣的环境中，有些群众怕惹祸，不敢收留我们，军烈属和老房东虽靠得住，但目标很大，不便继续去住。这时，我们也采取过这样的住宿方法：以5人左右组成战斗小组，选择胆小的敌伪家属或有深宅大院的地主家，在半夜三更秘密插进去住下，封锁消息，留其家长做人质，随时准备战斗。这样，一是敌人不会抄他的家；二是由于利害关系，房主会派出他家里人到外面去观察敌情，比较安全。当然，这仅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采取的办法，主要还是依靠军属等基本群众的掩护。

自叛徒、特务破坏了各区乡村的群众组织和抗日政权后，两种政权并存的形式不便存在了，仅仅剩下了敌伪的乡村政权。我们的征粮征款都成了严重问题。在这种形势下，我们只好利用敌伪乡村政权筹粮筹款。我们对待敌伪政权，分三种情况区别对待：一是“白皮白心”、死心塌地地为敌人服务的，如军屯解永湘、侯庄张乐庭等人，就坚决镇压；二是“白皮红心”，表面向着敌人，心里向着我们的两面政权，这是大多数的，我们就保护他们；三是我们有计划地安排党员或自己人当伪村长，控制伪政权。为了保护他们，必要的时候也有计划地让他们送点无关我们安全的情报给敌伪据点，以利他长期存在而不为敌人所发觉。

第二节 解放战争时期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但日军拒绝向我军缴械，从而又出现了蒋日伪合流的局面。渤海军区根据八路军总部和山东军区命令，组建了山东野战军第七师，师长杨国夫，政委周贯五。以七师为主又组成了山东第四前线指挥部，杨国夫任指挥，景晓村任政委，兵分3路，以秋风扫落叶之势，展开对日伪军的大反攻。南路沿胶济铁路，北沿小清河，向西进军；中路横跨黄河两岸，逆流而上；北路直逼盐山，扑向桑园、姚官屯，切断津浦铁路北段。我军所向披靡，相继收复临淄、桓台、邹平、长山等县城和辛店、淄河、湖田、马尚、周村等车站，并攻占寨里、南定轻金属、铁山铁矿、金岭镇、石桥飞机场，逼近张店四郊。至9月底，我渤海军区境内共解放县城30座（包括日军投降前的6城），人口575万，毙伤、俘敌伪近3万；控制了东起益都、西至济南以东王舍人庄其间200多华里的铁路；使京浦路平原、禹城、沧州、德州之敌陷于孤立。至此，渤海与鲁中两大战略区连成一片。

1945年10月10日，国共双方代表签订了《双十协定》，但墨迹未干，就被蒋介石撕毁了。从此，我军开始了第二阶段的大反攻。自10月中旬开始至12月底，我渤海大军西路沿京浦线，攻克平原、禹城，围攻了晏城、齐河，直逼济南北郊泺口；南路沿胶济线攻克明水等地，直逼历城。鲁中四师、九师攻克莱芜、博山，围攻章丘，威逼济南。至此，我渤海、鲁中与冀鲁豫大军互相配合，完成了对济南的包围。

在我军的强大攻势下，渤海区南部许多县城的敌伪军残余部队纷纷逃往张店。张店是日军苦心经营了八年之久的大本营，各种碉堡、工事较为坚固，成了伪军、汉奸和土匪残兵败将的会合地。至1945年底，张店共聚合11个县的10个伪军、汉奸、土匪司令和1个伪专员（人们统称十大司令），以及约五千乌合之众。

我桓台县、区武装部队也随形势的发展而壮大，县大队有了3个中队，300多人。5个区都成立了各有三四十人的区中队。与此同时，县和各区党政组织也相继建立健全起来。这时的县委书记是孙铁民，宣传部部长兼张店工委书记李晓光（1945年11月，傅赤先接任宣传部部长，李晓光专任张店工委书记），组织部部长张哲民，各联会主任李干卿，县长兼县大队长相子正，政委孙铁民（兼），公安局局长宋鲁源。

1945年12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1946年解放区工作任务》的指示，强调要抓紧减租减息、发展生产、加强练兵等各项工作，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进攻。桓台全境在三地委工作队的直接帮助下，除张店、周村附近几个村庄以外，全面展开了减租减息和春耕大生产的运动。激发了广大群众的革命热情，对动员组织一切力量清除敌伪残余势力，整顿乡村政权，建立农会和民兵组织，积极开展征粮、拥军活动，以及支援粉碎国民党的进攻，保卫胜利果实都起了很大的作用。

但敌人并不甘心失败，自1945年9月至1946年6月解放张店、周村为止，连续不断地对我桓台地区进行骚扰、破坏活动。我地方武装均进行了有力的还击。如1945年9月中秋节前，张店敌伪出兵千余，配合日军1个中队打前阵，窜扰桓台县城。我桓台县大队3个中队守卫桓城，从上午10时一直打到下午4时，终因敌我力量悬殊，被迫撤出桓城。后来，敌人担心孤军深入被我主力歼灭，在桓城仅住了一夜，次日就仓皇撤回了张店。不久，进犯金岭镇的王砚田土匪部队获悉我桓台五区区中队在铁山矿场守卫，便窜到中埠，被我新七师特务团骑兵连包围，消灭70余人。继之，王部1个连在辛安店又被我胶济大队全部缴械。

1946年春节前夕，驻张店的武装特务20多人潜入四宝山、隽家山一带进行破坏活动，被我桓台二区、五区各村民兵发现后，将其全部消灭，人枪俱获。对此，春节在卫固镇举行的各村文艺会演时，县委表扬了二、五区民兵的战斗精神。5月初，驻张店的二十四旅匪特36人，潜入付家坡马家坟屋内隐蔽，企图到大围子破坏“双减”和反霸运动，于家堤游击小组于宏敦、于宏宪、于中川发现后，立即带领本村民兵包围袭击，俘敌连长荆聿进以下35人，缴获机枪1挺、步枪30多支、匣枪2支，受到县委、县公安局的通报表扬。

1946年春夏，当轰轰烈烈的“双减”和反霸斗争开展起来以后，有些地主老财多次反扑。2月昝家庄的封建势力煽惑挑动几个村的群众，砸了我驻桓台城的三分会，绑架和毒打三分会的青年干部。4月间，桓城西乔家庄的封建势力操纵该村一些人煽动暴动，诬陷我工作队干部，妄图制造流血事件。5月，桓台四区陈家庄附近几个村的封建势力，煽动部分人砸了四区区公所，绑架副区长张千庭（陈方兰）。这几次事件发生后，在我武装力量的配合下，经过县区政府领导下的深入调查和宣传教育工作，揭穿了封建势力煽惑暴动的阴谋，很快平息了事态。

1946年春，国民党借中美三人调处小组之名，行缓兵之计，继以调兵遣将，进攻我解放区的城镇，继续为非作歹，欺压人民。6月上旬，我鲁中军区四师在渤海警备七旅及长桓大队、胶济大队等地方武装的密切配合下，向盘踞在张店的敌人发起进攻，经过激烈战斗，除敌伪10大司令率少数亡命之徒从张店双洞子和张辛庄突围逃往济南外，余皆被消灭。此战共计毙伤俘虏7240多人，缴获轻重机枪200多挺、步枪5000多支，各类炮和轻重车辆不计其数。与此同时，周村也宣告解放。

张店解放之后，建立了区政府，李守真（曹里庭）任区长，李志英任副区长。为了适应新形势发展的需要，桓台的县区两级党政机构也进行了一些调整，县委书记为李晓光，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张哲民，宣传部部长傅赤先，县参议长由县各联会主任李干卿兼任，副议长巩乾端，县长相子正、副县长张精忠。

从1946年3月开始，县政府从桓台城迁至东索镇，县委会驻北辛庄。三分区司令部和三地委移驻西索镇，三专署移驻马家庄。从1946年秋至1948年5月，将全县的6个区划为8区1镇：崔楼区、田庄区、岔河区、滨湖区、乌河区、石桥区、铁山区、金岭区、索镇镇。

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桓台县的土地改革运动，在三地委工作队直接帮助之下，蓬勃地开展起来，发展最快的是桓台南部一、二、五区和新四区等在抗日战争年代就有良好群众基础的村庄。这些地方的群众纷纷跑到县委、区委要求派工作队去帮助他们斗地主分田地。发展较慢的是大围子里及其周围的村庄，即过去被国民党保安二十四旅统治过的地区。

自1945年8月日军投降至1946年9月，我桓台县公安武装对长桓地区的蒋伪匪特，展开军事进攻与政治争取相结合的斗争，在一年内，俘敌1663人（其中区长、连长军官60人），缴获各类炮15门，机枪44挺，各类长短枪2189支，子弹19000多发，炮弹100多发，炸药400多斤（其中罗茂祥小分队缴获的二十四旅85炮两门，机枪30多挺、步枪1500多支）。

1946年7月初，驻昌潍的国民党第八军西犯，8日进占张店、周村，企图与西线进占章丘、明水之敌九十六军会合。张店和周村的市区政府被迫撤至郊区，同长桓地区武装会合，继续坚持对张店、周村之敌的斗争。国民党军队经过一个多月的休整后，即四处破坏。从此，胶济铁路沿线附近10余里之乡村的土地改革运动被迫停止，转入了武装斗争。在桓台内地各乡村的土改虽继续开展，但由于张（店）、周（村）国民党军队的威胁、敌人的造谣惑众和武装匪特到处暗杀破坏，而一度停止。特别是还乡团与反动地主相勾结，反攻倒算，除向村干、贫雇农追要被土改分掉的财物以外，还大肆捕杀村干，前后被杀害的村干有200多人。在桓台内地的岔河区、田庄区、乌河区和滨湖区，土改几乎陷于停顿。由于当时形势不利，土改干部又严重不足，只好缩短战线，保证重点村镇的土改工作，其他乡村基本停止。

1946年7月初，华东局社会部长李世英派治安工作组组长唐硬石科长来金岭镇组成益（都）、临（淄）、桓（台）、淄（川）四县联合剿匪指挥部，由桓台县公安局局长宋鲁源任指挥，淄川县长兼公安局局长晏兴堂任政委，益都县公安局局长刘欣任副指挥，临淄县公安局局长赵文卿任政治部主任，对杨大山匪部开展剿匪。未及，蒋军即进占我解放区。1947年4月12日，四县联合剿匪指挥部驻南仇镇，集中兵力500多人，配合各地土地改革展开清剿。历时几个月，清剿221个村（复杂的村清剿过5次），俘获匪特排长唐英林和队长马洪山以下60多人（其中排长3人），特务排长时景云带短枪投诚，捕获伪乡长、保长、还乡团358人，缴获短枪34支，大盖枪、九八式70多支，机枪1挺，子弹、手榴弹各2箱。

1947年2月下旬，传来莱芜大捷的消息。张店、周村的敌人闻风逃到济南，这时，胶济线西起龙山，东至昌乐300多里，全部被我军控制。3月，我华东野战军进驻淄博，华东军区首长到了桓台，召集渤海军区司令员袁也烈、政治委员景晓村，分析了国民党由全面进攻变为向陕北、山东重点进攻的斗争形势；传达了中共中央确定的彻底粉碎蒋介石的军事进攻，将解放战争进行到底的战略方针；指出要加快土改步伐，支援前线，彻底打败蒋介石。

7月7日，华东局发出《关于山东土改复查新指示》，指出了1946年土改工作中存在的错误，对土改政策重新作了规定。桓台县在渤海行署和三地委派出的工作队直接帮助下，自3月至8月，经过半年多的时间，各区面上的土改任务已基本完成。但是，在土改复查运动中，也出现了一些“左”的错误。

1947年三四月间，在开展土改运动的同时，重视文化教育，由桓台县政府协助第三专员公署，在邢家芭子成立了渤海区第三中学，招生百多人，第一任校长李杰。

1947年8中旬，国民党王耀武率6个师的兵力和部分土顽还乡团，向我胶济铁路沿线和黄河地区疯狂进攻。三十二师进占周村、张店、桓台城；十一师进占黄河以南各县城；敌反复清剿我长山山区，镇压我三分区土改运动。

自9月上旬开始，我军对进犯的敌十一师和新七师展开顽强斗争。3个月中，相继收复邹平、齐东、青城、博兴、广饶和寿光等县城，把敌人压缩在胶济线和桓台孤城内。自8月下旬起，我桓台军民同进犯之敌展开游击战，屡挫张店、桓台城之蒋军和还乡团，取得不少胜利，其中也有受挫之失。最突出的是荆家庄6次保卫战。

我桓台地方武装，带领荆家庄民兵自卫团共400余人，实行军民联防，坚守锦秋湖西口咽喉要地荆家庄，自农历十月至腊月二十八，连续6次打退了桓台、高苑伪县大队、伪警察队、还乡团联合国民党主力部队马振铎的一○一团共2000人的大举进攻，保卫了咽喉要地和县委县政府后方机关及湖内各乡村的安全，取得解放战争以来以少胜多的重大胜利，博得上级的表扬。截至年底，在我地方武装全面反击之下，除桓城、张店孤立据点之外，全县各区无敌踪。

1948年3月11日，我山东兵团在司令员许世友、政治委员谭震林的指挥下，发动了张（店）、周（村）战役。11日，七纵向张店之敌发起进攻，守敌见势不好，弃城而逃，被七纵在野外堵截，俘敌4400余名。12日向周村之敌发起进攻，经过激战，周村为我所克，除国民党三十二师师长周庆祥化装潜逃外，守敌全部被消灭。我军于18日攻占桓台城。至此，张店、周村、桓台城全部解放。

当第三军分区十六团、十五团和一个山炮营围攻桓台城时，我桓台县大队、公安队密切配合，俘虏国民党军统少校荆良和还乡团1800多人，并乘胜追击，将潜伏在周村的军统少将站长赵崇德等8人一网打尽。遗憾的是罪行累累的警察头子张伯言等潜逃至济南。

9月初，我华东野战军九纵和渤海纵队开往济南前线，进行外围作战。桓台县组织了担架、运粮队和民兵队，由副县长张精忠带领进驻郭店，支援前线。济南战役于9月16日开始，24日解放济南。我桓台县供应军粮上百万斤，并及时运送伤员一批，荣立集体三等功。

济南战役刚刚结束，我九纵和渤海纵队等南下淮海，9月底，桓台县政府接受渤海支前司令部命令，征收秋粮，加工成小米和面粉，组织车队和船队（利用小清河进行水路运输）分3批（10天完成）运往郭店和黄台车站，装火车运往前线，支援淮海战役。虽然任务重、时间紧、数量大、困难多，但经受过战火考验的桓台人民克服了重重困难，顺利完成了任务。

仅以铁山区为例，各村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支前高潮，10天之内就完成征粮、加工和送粮175万斤（超额25万斤）的支前任务。他们用马车、小车、二把手车和驴驮等运送粮食，排成的队伍长达40多里。全县各区的车辆从张店可以排到济南（相距240里）。中秋节前后，桓台县由人武部长孙义伦为首，组成了100多人的民兵连；以民政科长朱焕中为大队长、齐守法为教导员，组织了一支有360辆小车、750多人的运粮大队（每车配备2人，步枪2支，扁担2条），这个运粮大队和民兵连既是运粮队，又是战斗队。自11月6日淮海战役打响后，运粮大队同兄弟连队一起，跋山涉水，露宿风餐，回旋在山东、安徽和江苏三省的100多个县，历时4个月，为支援淮海战役，解放全中国做出了应有的贡献，战役结束后人人佩戴淮海战役纪念章凯旋家乡。他们是桓台人民的光荣，是桓台人民的骄傲。

为了适应形势的发展，10月间，桓台县的领导干部又作了新的调整，相子正调第三专员公署任副专员，临淄县李铁峰调第四专员公署任副专员，张精忠接任临淄县长，杨荣代理桓台县长，张勋臣任副县长；张哲民任县委书记，傅赤先、王立亭任副书记。12月，李晓光调第三地委任组织部部长。

1949年2月，渤海区党委组织了南下干部支队，第三军分区和第三地委由分区司令员冯仁恩、地委副书记王乐三带队，组成了南下干部大队；桓台、临淄、邹平和长山等十几个县分别组成了南下干部中队，每个中队有县区干部百人左右。桓台南下干部中队的领队是傅赤先、马俊怡。3月8日，他们从桓台县索镇出发，步行南下，踏上了解放全中国的新的战斗里程。

综上所述，解放战争时期，桓台县主要做了四件大事。

第一件，在清剿匪特、开展对敌斗争的基础上，根据中央《五四指示》和《中国土地法大纲》的规定，发动群众，开展了土地改革运动，农民彻底翻身，农村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生产力得到很大发展。据全县新划区辖379个自然村的统计，总人口为389349人，土地为773243亩，人均土地近2亩。通过土改，雇农、贫农的人均土地占有量已由土改前的099亩上升到187亩；地主由1006亩下降为14亩；富农由613亩下降为206亩；中农由223亩略降为219亩。贫雇农共分到牛5803头，骡子7560匹，马1304匹，大型农具（水车、马车）59818件。

第二件，发动了4次参军参政运动。第一次在1945年秋天，参军参政1100多人；第二次在1946年秋天，800多人；第三次在1947年秋天，700多人；第四次在1949年春节前后，2790多人。

自抗日战争至解放战争期间，桓台县参军参政已超过5000多人。从以下数字可见：

抗日战争时期：烈属604户，军属463户，工属208户；

解放战争时期：烈属365户，军属1814户，工属1093户。

以上共计烈属969户，军属2277户，工属1302户。合计为4547户（在烈、军、工属中一户参加2人甚至3人者各地皆有，均照一户计算）本文所引土改运动中的土地统计数字和烈属、军属、工属及党员数字，是根据桓台县档案资料经核实补充而成。。

第三件，发动了两次整党工作。一次是1947年夏天，整党的重点是反对“右”的偏向；另一次是在1948年夏天，整党的重点是反对“左”的偏向。通过整党，解决了党和政府的组织内某种程度上的成分不纯和作风不纯的问题；克服了官僚主义、强迫命令、包办代替等错误做法；制止了多吃多占、侵犯群众利益或贪污盗窃的现象；把大批在土改反霸、支援前线、发展生产等运动中经受考验的积极分子，有计划地吸收到党内来，增加了新鲜血液，扩大了党的队伍。在解放战争时期，经过整党，有计划地发展了党员1400多人。截至抗美援朝前，桓台县共有共产党员2386名，支部149个。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员50多人，支部2个。

抗日战争时期：党员542人，支部或小组82个。即：一区10个，二区15个，三区8个，新四区7个，五区29个，老四区10个，党政军机关3个。1939年至1940年秋大发展时期，全县支部为77个，党员1780人；按清河区党委指示，在清理整顿之后，于1941年春统计时为上述数字。

解放战争时期：党员1794人，支部65个。

第四件，支援前线。桓台支援前线的任务是异常艰巨的，尤其是南部的4个老区（一、二、五区和新四区）贡献最大。可惜在战争年代没有留下翔实的统计资料，仅就部分老同志回忆起来的，据其荦荦大端如下：

（一）1946年秋天，国民党大举进攻周（村）、张（店）淄（川）博（山）时，我桓台南部动员民工40000多人次，历时10多天，将胶济铁路马尚至金岭镇一段和金岭镇至铁山的铁路，进行了破坏。直至1948年解放战争末期铁路回到人民手中，全县民兵总动员，才修复通车。

（二）1947年春夏，莱芜大捷和孟良崮大捷后，华东野战军在桓台一带休整几个月，桓台县征粮420多万斤，其中有60%以上供给了华东野战部队。同时，支援大车480多辆运输弹药、伤兵，有偿供给骡马160多匹，支援担架民工不计其数。

（三）1948年，桓台县征粮490多万斤。在支援济南战役中供应九纵、渤纵120多万斤。出动民工运粮4800多人，历时半月多。秋征粮1040多万斤，支援淮海战役。由桓台南部一区、二区、五区调拨秋粮450多万斤，运到郭店和黄台，再装火车运到徐州附近，动用大小车辆15000多辆，民工45000多人，历时10多天完成了任务。

（注：本章根据孙铁民、李铁峰、相子正、向旭、傅赤先、宋鲁源、李干卿、王玉淼、于化坤、陈益东等同志提供的材料整理而成，曾经过多次核实七修此稿而成文，在1985年5月，淄博市党委党史征研委员会出版《长桓烽火》时，选用登载过。之后，编者根据老战友来信指教和核实，对本章所述的时间、地点、情节、过程、数据、人物等各方面，再次作了重大的和全面的修正补充，使其尽量符合历史本来的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