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长桓斗争的基本经验

抗日战争时期，长桓地区我党的地下武装与敌伪顽的军事力量相差十几倍甚至几十倍，处在三面夹击的困难形势之中。当时，南面张店常驻日军1个联队（团），北面国民党第二十四旅有3个团，各区伪军有1个团；我共产党的县大队、区中队和鲁北支队锄奸团，最多时（1940年）达500多人，最少时（1943年上半年）仅剩20多人。我地方武装长期处于敌伪顽的包围与清剿之中，仍然坚持不懈地斗争，取得了最后胜利。在长期的斗争中，我地下党和武装积累了丰富的对敌斗争经验，概括起来有以下几条。

第一，紧密地团结和依靠人民群众，发动和组织人民武装。

这是我们打败敌人、取得胜利的最根本的经验之一。在抗日战争的前期如此，在中期和后期更是如此。

在敌占区不可能保留大批的部队，我们在群众基础好的各村庄，秘密地组织了许多不脱产的农民“游击小组”，以弥补兵力之不足。遇有重大的军事行动，便组织他们参战，游击小组在助战、斩获、毙俘敌、当向导等方面都起了重大作用。

例如，1938年1月，张店日军一部先后两次窜犯桓台东南山区各村，被各村组织起来的自卫团、联庄会击溃，打死日军参谋和日兵各1名，打伤多名，把敌兵赶回了张店。

再如，我们的县大队仅有30多人，攻炸碉堡，消灭了卫固伪区中队全部人马；县大队和长山县的一个连共150多人，攻克了湖田东埠子，消灭了全部伪矿警，缴获炸药6000多斤和全部枪支；县大队人不足百，围攻黄家庄据点，缴获了巩子岭伪副团长以下100多人的全部枪支弹药。

这些战斗都调动了各村游击小组参战，以势如破竹之势，慑服了敌人，取得了胜利。试想，以我县区之弱兵而取大胜，没有各地民兵游击小组的参加，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

第二，在对敌斗争中武装斗争是主要斗争形式。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只有坚持武装斗争，才能镇压汉奸、特务和叛徒，才能粉碎敌人的“清乡”和“治安强化运动”，才能用战争的胜利去鼓舞人民群众，坚定其抗战必胜的胜利信心。

在敌占伪化区坚持武装斗争，人要精干，武器要好，党政军民的干部要强，实行一元化领导。干部军事化：县长兼县大队长，县委书记兼政委，区长兼区中队长，区委书记兼指导员，可以直接带兵打仗，以利开展工作，建党建政。为了适应敌占区敌强我弱的情况，部队要高度分散，化整为零，多采用小队、分队活动的方式；作战方法要机动灵活，不打无把握之仗，不打无准备之仗，乘敌之隙，选敌弱点，突然袭击，无不取胜。如在1944年年底风雪之夜，我县大队偷袭罗家斜沟二十四旅一个连，在全歼敌人之后立即撤出阵地，分散隐蔽，保存自己，打击敌顽。

第三，统战工作是开辟敌占区工作的有力法宝。

统战工作的对象是城镇农村的中小地主、上层人物、士绅名流、知名人士，某些伪军政、伪组织的家属，尤其是那些在地方上有权、有势、有影响的人物。首先要争取团结这些人，动员他们支持抗日工作，他们对发动和组织群众性的抗日组织（工、农、青、妇等）起了纽带作用，并在抗日战争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如，太平庄老塾师邱汉三家是廖容标黑铁山起义时的司令部驻地，政治上有一定影响。我们推荐邱汉三参加了“卫固建设委员会”，组织修缮被日军烧毁的卫固镇的几百户房屋，使灾民们安度严冬；我们争取石桥伪副区长李子九，其提供了大量的敌伪情报，后来参加了我方合作社并负主要责任；我们争取了张店伪镇长孙泮林，多年来供给我清河军区三旅大批电池、纸张、印刷“北海银行”的特殊用纸；我们团结了王辛庄商人王俊卿，为我清河军区司令部购买了不少西药和电台用的手摇发电机；我们团结了金岭回民马福子（马仲钧），他利用卖牛肉包子来往于湖田、张店的机会，在六七年中，帮我们从伪军手中购买和供给了大批军火；还有毕家庄的毕仲常，于家堤的于宏现、于洪暾，孟家庄的名中医孟方余(孟六)，傅家山的周汉臣、胡华亭等等，这些知名人士在抗日战争中都做出过重要贡献。

第四，领导者要审时度势，不仅善于领导进攻，还要善于组织撤退，转移阵地，保存实力，等待时机，准备反攻。

正当“皖南事变”反共高潮波及长山时，长桓县委会的主要领导人犯了“左倾”盲动、独断专行的错误，在敌占区不懂得隐蔽和保密，过分地暴露了自己的力量，给敌人以可乘之隙。

根据当时的形势和上级的指示，部队、地方机关实行紧缩精简，于1941年夏、秋、冬，先后分3批将部分部队和地方干部撤退到后方根据地以保存力量，撤销了县区级党、政、军、民各级组织，保留精干40多人，组成“长桓军政工作团”（武装工作队），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农村基层组织转入了极端秘密状态；基层乡村政权实行两面政策，“白皮红心”，既代替抗日政权，又能应付敌人；凡遭到敌人破坏的基层组织，尤其是党支部，适时进行审查和整顿。在偏僻的乡村和敌据点附近的村庄，利用敌人“灯下黑”的盲区，建立我们的隐蔽所和秘密据点。缩小目标，麻痹敌人，积蓄力量，等待反攻。这个军政工作团留下的干部和战士，到了抗日战争后期，一育十，十育百，发挥了“工作母机”的重大作用，使区域内我党力量迅速壮大，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第五，建立“地下根据地”。这是坚持长期对敌斗争，取得最后胜利的有力保障和依托。

建立“地下根据地”必须具备四个条件：一是村里没有汉奸、特务和叛徒，群众基础好，能自觉地保守秘密和掩护我地下工作者。二是把伪村政权改造成为革命的两面政权，表面上应付敌人，实际上支持我们；或把我们的党员秘密打进伪村政权，逐步地把伪政权、伪自卫团的领导权掌握在党员手中，成为掩护我们干部和地方武装为游击队服务的合法组织。三是建立秘密的群众组织（“五人团”或“十人团”）和不脱产的“游击小组”，公开的身份是农民，参加农业劳动，实际上是区游击队（区中队）的组成部分，遇有军事行动则参加战斗。“游击小组”还可直接参加伪自卫团，利用合法身份给我党传递情报、站岗放哨。发给游击小组的枪支和弹药秘密掌握在共产党员手里。四是建立强有力的党支部，成为秘密活动的领导核心。这样的“地下根据地”有尹家坞、万盛、凤凰庄、军屯、南焦宋，上湖田、董家庄、太平官庄等村庄。

第六，军事斗争要与政治斗争、合法斗争三结合，方能克敌制胜，处于不败之地。

一是与政治斗争相结合。主要是利用各种方式宣传国际上反德、意、日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宣传我国军队在各个抗日战场上的胜利消息；宣传我党我军的各项主张和政策；号召伪军、伪组织人员弃暗投明，立功赎罪，给自己找出路，或同我们建立联系，提供情报，长期埋伏，等待时机，里应外合，消灭敌人。

例如，争取了徐德仁，与我军里应外合，全部消灭了南石桥据点的张裕安叛徒集团；争取了徐大奎，与我军里应外合，全部消灭了周村伪军朱庆云的机枪班；争取了傅志诚，与我军里应外合，全部消灭了卫固镇伪区中队；如此等等，不胜枚举。

二是与群众斗争相结合。当敌人清乡，实行“治安强化运动”，破坏各村的抗日群众团体和基层党组织时，我们发动群众利用各种方法逃避和抵制；当敌人征粮逼捐时，我们发动了群众以次充好，掺水掺杂，拖欠少交；当敌人要民夫修碉堡公路时，我们发动群众派出去老、小、弱、残，敌人问罪时，民夫回答说“壮丁被皇军抓去坐牢，下‘满洲’了”，弄得敌人无可奈何。

三是与合法斗争相结合。张店汉奸队长徐田子（李家庄人）投敌后为虎作伥，带领日军剿捕和残杀了我四支队参谋张鼎臣（尚庄人），破坏了四宝山一带村庄的群众抗日组织，抓人逼款，杀人如麻，人民恨之入骨。我党发动张赵乡、联五庄伪乡村长和上层知名人士，联名向张店日本宪兵队告徐田子乱杀“良民”的罪行，控他“破坏了皇军的‘爱护村’和‘王道乐土’”，请求“皇军”除此祸害。结果日本宪兵队“卸磨宰驴”，把徐田子杀掉了。

张店火车站机务段煤台的煤炭装卸，是由人称“大扒皮”李信德、“二扒皮”曹子爱的包工头把持。他们残酷剥削煤台工人，常常拖欠和拒发工资粮，使工人生活无着。党支部书记朱玉坤发动煤台工人，向日本机务段管理外勤的日酋中村和劳安二人，告发和罢免了“大扒皮”“二扒皮”，换上了我党党员陈凤翩、王启坤当工头，深受工人们的爱戴。这样的合法斗争，在敌人的高压政策下是最可取、最有效的。

上述六条，是我长桓党、政、军、民在长期的对敌斗争中证明行之有效的经验，这些经验都是符合长桓当时实际情况的。其他还有许多具体经验，在此就不一一介绍了。“实践出真知，实践出经验”，这就是我们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