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现代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的鲁迅，1918年在教育部任佥事的时候走近了“大内档案”，于1927年他又写了一篇杂文《谈所谓“大内档案”》，1928年被收在《而已集》中。时间虽然过去很久了，但它仍给我们留下了深深的思考。
    所谓大内，即指皇帝宫殿或宫内库房。“大内档案”便是指清政府于康熙九年起开始存放于紫禁城内阁大库内的档案，所以也称为“内阁档案”。这些档案即包括皇帝诏令、臣僚进呈并经皇帝批阅过的奏章、朱谕、皇帝起居注、官修实录、圣训、会典、历科殿试的卷子等内容，还有由盛京移来的旧档、部分明末档案，是研究明清历史的珍贵资料。这批重要档案，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遭遇了大量流失悲剧。
    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大库由于年久失修，渗漏严重，内务府决定修缮。议工期间，值八国联军入侵，事遂停顿，一拖十年。1909年(宣统元年)，有一个库房塌了一个角，其他库房也很危险，必须马上修缮，库内几百万件档案被搬了出来。一部分年代近一点的档案移至文华殿，另一部分被认为年代久远，没什么大用处的，准备焚毁。是被罗振玉发现并通过张之洞奏请后抢救下来的，用8000麻袋装好后运到学部后堂保存，后又转移到国子监敬一亭。
    北洋政府于1914年打算建立历史博物馆，遂在国子监成立了筹备处，大内档案自然成了它的基本珍藏。1916年，历史博物馆筹备处迁往故宫午门楼，档案也随之移至午门外朝房存放。此时原先的学部已改称教育部，教育部尽管接管了大内档案，但并没有认真尽责地保管。整理时，先见数十人乱哄哄挤着，用一根小木棍潦草地拨拉着摊得一地的各式各样的档案，从中挑出部分完整的档案放置于门楼，剩余大量的名曰，“已整理过了”的档案就纷纷被装进麻袋，接着像现在搞房屋装修的人家堆建筑垃圾一样，将那些麻袋堆放在了端门门洞中。
    这些麻袋仿佛常常减少，工役们不是国学家，所以他们将里面的宝贝倒在地上，单拿麻袋去卖钱。当时任历史博物馆筹备处主任的胡玉缙，曾经是京师大学堂的教授，他深怕这些麻袋缺多了，更怕着火，所以忙到教育部请示如何处理这批档案。
    教育部专管这类事情的是社会教育司，司长叫夏曾佑，是位历史学家，熟于“中国历史”。他知道，中国的一切事，是万不可“办”的，即如档案吧，任其自然烂掉、霉掉、蛀掉、偷掉，甚至于烧掉，倒是天下太平；倘一“办”，那就舆论沸腾，不可开交了。结果是办事的人成为众矢之的，谣言和谗谤，百口也分不清。所以他主张这个东西万万动不得。就这样，在“办”与“不办”之间，拖拖拉拉，“麻袋们”安稳地躺了好几年。
    1918年，著名的版本学家傅增湘当上了教育总长，傅总长当即派了两个人为他去麻袋里“寻宝”，其中有一个便是此时恰在教育部任职的鲁迅。鲁迅因此走近了大内档案。搜拣过程中，鲁迅目睹了教育部官员们经常在故纸堆中来往，有时将桌上拣出的东西拿走，送还时，往往比先前少一点。有的则边检查边塞到洋裤袋里。以后又清理了几次，反正不少人来“顺手牵羊”。一些工役们也手持长棍，搅着，拾取些黄绫表签之类的东西。
    到了1922年前后，适值北洋军阀曹琨贿选时期，政府财政空虚，以致像教育部这样的机关连工资都发不出了。工资欠久，难免怨声四起。教育部所属历史博物馆无奈之下，经向教育部请示批准，遂将放置于故宫的档案分两次出卖了。
    社会上围绕大内档案的流失，舆论早巳传得沸沸扬扬，尤其是罗振玉将40余箱大内档案出卖给日本人松崎后，此事传出，国人顿时议论纷纷。偏偏此时，《北新》半月刊第二卷第一号(1927年11月出版)发表了蒋彝潜《论档案的售出》一文，为之辩解，还说国立图书馆“五六年来一直到此刻，每次战争的胜利来去总得糟蹋掉很多”。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鲁迅愤慨提笔撰写了杂文《谈所谓“大内档案”》。
    《谈所谓“大内档案”》一文通过对所谓“大内档案”处理经过的叙述，揭露出种种世态隐情。文中鲁迅用讽刺的笔调描写了一些政府官员，他们深于世故，熟悉官场学，都从推卸责任，保全自己出发，不在乎这些档案的存灭。对这些档案的处理和整理工作一拖再拖，一拖就拖了几十年。后来F教育总长派人清理，则为的是寻找宋版书，因为他是藏书家。在大内档案的整理过程中，偷的偷，拿的拿，卖的卖。所以，鲁迅在文末发出了这样的感慨：“中国公共的东西，实在不容易保存。如果当局是外行，他便将东西糟完，倘是内行，他便将东西偷完”。
    全文共可分为三部分。
    第一部分主要写文章的写作背景及写作缘由。文中说“自从历史博物馆将这残余卖给纸铺子，纸铺子转卖给罗振玉，罗振玉转卖给日本人，于是乎大有号啕之声”。文中主要列举了作者见过的金梁、罗振玉和王国维、蒋彝潜对此事的议论。作者通过分析，得出他们的议论不正确。“金梁，凡有民国所做的事，他自然都以为很可恶”；罗振玉，“只要看他的题跋，便知道‘云意如何’”。王国维和罗振玉一鼻孔出气；蒋是受罗振玉的骗了。而且，鲁迅认为，只要在“大内”里放几天，或者带―个“宫”字，就容易使人另眼相看了。但“大内档案”是被塞在孔庙之中的敬一亭里，并无“历史博物”的意思。
    鲁迅曾接触过“大内档案”，目睹了“大内档案”升沉显隐，想写点关于“大内档案”而有所顾忌，借此讽刺了当时社会的黑暗。
    第二部分记叙“大内档案”的处理经过，揭露了践踏、偷盗“大内档案”的官僚、百姓们。这一部分涉及的主要人物有历史博物馆筹办处长胡玉缙、教育局局长夏曾佑、F教育总长，以考察欧美教育驰誉的Y次长、以讲大话出名的C参事以及工役们。
    胡玉缙因为担心工役们放火，而去教育部商议处理办法。当时担任教育司司长的是夏曾佑先生，“他是知道中国的一切事万不可‘办’的”，“所以他的主张是‘这个东西万万动不得’”。于是麻袋们又安安稳稳地躺了十来年。他和胡就是鲁迅所说的外行吧。
    F教育总长要整理“大内档案”，是因为“他是藏书和‘考古’的名人”，“他―定听到了什么谣言，以为麻袋里定有好的宋版书”。原来，F总长作为一个藏书家，是有他个人目的的。
    鲁迅在参与整理“大内档案”期间，亲眼目睹、见闻了一些官员、工役偷拿档案，鲁迅用极其讽刺的笔调对他们进行描写。以考察欧美教育驰誉的Y次长、以讲大话出名的C参事、他们和F总长“在尘埃中间和破纸旁边离不开。凡有我们捡起在桌上的，他们总要拿进去，总是去看看。等到送还的时候，往往比原先少一点”；历史博物馆筹备处长YT“竟也忽然变成考古家了”，“从此几十个部员，即天天在尘埃和破纸中出没”。这些人把国有的档案根据自己的需要据为己有。他们是鲁迅所说的内行吧。
    至于那些“不要的东西”的处理，教育总长为了不担责任，派部员几个人处理。于是各部都派员会同再行检查。从外洋回来的留学生们、工役又根据自己的需要挑挑拣拣，把一些档案装进白己的腰包。
    第三部分，对全文进行了总结。透过现象，一针见血地看出了当时政府官僚的本质。
    鲁迅的《谈所谓的“大内档案”》这篇文章，时间已过去90年了，作为一个档案工作者，今天读起来，对档案工作还有很大的启示。
(文章来源:中国档案资讯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