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大悟县是个英雄县，革命战争时期，全县２６万人口，有１６万人参加了革命，７万人献出了生命；大悟县也是个将军县，１９５５年授衔的将军中，大悟籍有大将１人，中将３人，少将３３人。

　　大悟有个丰店镇。大革命时期，这里“山山插红旗，村村摆战场”。有一段时间，这里聚集了成千上万的队伍。队伍集中了，“吃饭”就成了大问题。如何解决？“白匪”靠的是抢，革命队伍靠的是自力更生，自力更生也不成了，只能向老百姓借。
　　最近，在丰店镇杏榜村发现的红军借粮账本就再现了这段史实。


                       拆房拆出了“一本老书”

　　几十年前，杏榜村上冲湾的一个院落内有三座土坯房，住着赵福晓、赵福义等兄弟三家。赵福晓去世后，他的那座房子传给了儿子赵德泽，赵德泽去世后留给了老伴和儿子赵长辉等。

　　房子很老，老到了什么程度，没有人能说得清楚。自打记事时起就一直住在这里的７２岁老人赵福义说，他也不知道这个房子是什么时候盖的。

　　１９９９年１１月，老房已经破损严重，房主要拆老房建新房。拆老房时，在土坯之间的夹缝中拆出了“一本老书”。对这本“老书”，中央和省市县的媒体都进行报道，但细节的报道却各不相同。
　　３月３０日，在湖北省档案局副巡视员于斌、大悟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义万和县委办公室副主任肖玲的陪同下，记者驱车几十里，在经过了两个多小时的颠簸和几次下车修路后，来到了丰店镇杏榜村上冲湾居民赵长辉的家中。

　　赵长辉不在家，女主人拆房时不在现场。经杏榜村党支部书记赵世忠的介绍，记者见到了村里的“建筑师”罗泽恒。罗参加了老屋的拆除和新建工作。他向记者介绍说：１９９９年１１月的时候，老屋已经破损严重，土坯之间有拇指宽的缝隙，拆老屋的时候，在土坯之间的夹缝中发现了一本老书，有３０多页，很乱，当时没在意，就埋在渣土堆中了。
　　这本“老书”被发现和认识纯属偶然。当时正是征兵季节，在该村“蹲点”的丰店镇人民武装部部长杨先敖到村里找民兵连长郑涛研究工作，在经过渣土堆时看到一个孩子手里拿着“纸片儿”扔着玩。特殊的纸张和字迹引起了他的注意。他要过“纸片儿”仔细端详后，发现竟是红军的借粮记录。他马上追问：“还有吗？”孩子答：“有，在渣土堆里。”杨先敖用手扒开了土堆，一共找出了４张。他不甘心，继续翻找，但一无所获。原来，女主人不识字，把这个记账本的一部分作为废纸引火用了。另外还有一些因年代久远，粉碎了。３０几页的记账本最后只留下了４页。

　　杨先敖从渣土堆中扒出红军借粮账本后，有人提出要以每页４０００元的价格购买。杨没有同意，他说：“这是老区人民对革命做出贡献的证据，不能离开我们老区。”对于账本，杨在当时并没有想到要宣传。在２０００年召开的“双拥”座谈会上，他提到了这件事，县电视台记者做了一个专访在县电视台和省电视台播放。省军区政治部从省电视台得到了这个消息后，通过大悟县人武部将杨先敖叫到了县里，制作了一个节目在央视“军事频道”播出。此后，借粮账本就留在了县人武部。

　　２００２年６月，在媒体上听到了丰店镇发现红军借粮账本的消息后，大悟县档案局馆长李桂双心里“咯噔”了一下，她的第一个反映是：这是一件十分珍贵的历史档案，应该征集到档案馆来。她把电话打到了丰店镇，得知红军借粮账本已经保存在县人武部。马上找到了当时任县委常委、办公室主任的陈义万，请他出面帮助将这些档案征集进馆。２０日，一向重视档案工作的陈主任带上李局长直接到县人武部，经交涉，被装在一个信封里的４张借粮记录交到了李局长的手里。李局长兴奋至极，生怕对方反悔，再把档案要回去，说了一声“谢谢”后水都没有喝一碗就赶回了档案馆，把档案收进了库房。


                       借粮档案的背后

　　由于年代久远，账本的字迹已经模糊，纸张严重老化。为了保护这些珍贵的档案，李桂双到孝感市档案馆对这些档案进行了修裱。修裱人员将其中２张宽８厘米长２０厘米的档案托裱在８开纸上，然后再将８开纸对折装订成卷。于是，原本１页档案在新的案卷中就出现在２页纸张上，以至于看到档案的人都把１页档案误为２页档案，把４页档案被误为６页、７页档案（其中１页已看不清字迹）。

                                      红军借粮档案    保存下来的档案没有年份，只有月日。记者发现，这几张档案的时间在８月２７日至９月２２日之间，分别署名为苏维埃、独立团、战斗连。大悟县新四军研究会会长黄世鹏介绍说，在革命战争年代，大悟县内先后有几个独立团，最早的一个成立于１９３０年春，团长是王士俊（一说为王思俊），团部就住在赵福晓的家里。１９３１年９月，独立团被编入红军部队，调到了河南省的光山县，苏维埃也在这个时候解散了。根据这个史实，黄世鹏断定，红军借粮的时间应该是１９３０年８、９月间。

　　黄世鹏的结论得到了仍然健在的老红军甘树东的证实。甘树东１９３０年参加了独立团，随团部住在赵福晓的家里，和赵福晓夫妇关系很好。一次，国民党军队摸到了上冲湾，赵福晓的夫人化装后提着篮子跑到对面山上报告了消息。独立团的人迅速转移，这些人中就有甘树东。共和国建立后，甘树东成了一个独臂老人，住在了离上冲湾五六十里外的黄站镇。老人认为，他的命是赵福晓夫妇救的，因此每年都要买上一些肉、糖，步行五六十里的山路来看望赵福晓夫妇。镇武装部长杨先敖几次想派车接送老人，老人一直不同意。杨先敖说，老人的这个习惯一直坚持到上世纪９０年代后期赵福晓夫人去世。此后，甘树东的身体大不如前，就再没有回到上冲湾来。

　　红军的借粮账本为什么被藏到了墙缝之中？黄世鹏和杨先敖进行了猜测性的解释：一种可能是当时突然发生了战斗，独立团人员在紧急之中将账本藏到了墙缝中，以后藏账本的人再也没有回来。老人们回忆说，有一次，国民党有两个师的兵力从两个方面包围上冲湾，独立团的迅速撤出使敌人扑了个空。第二种可能是独立团撤出时，轻装行军，有意将借粮账本藏在了墙缝之中，希望以后回来时能还上这笔债。老人们说，独立团从上冲湾撤走时，团长王士俊站在一棵大树下说，上冲湾的老百姓对我们的帮助太大了，革命成功后一定不能忘了上冲湾。

　　湖北省有关部门在取得了人证、物证之后，请湖北省文物事业管理局的有关专家从制成材料方面对档案的真实性进行了鉴定。鉴定意见说：“帐本纸张为民国时期纸张，书写自然，为当时记帐帐册，其背景资料尚需进一步核实。”

　　先前，各媒体报道说，借粮账本反映的借粮群众共有４５人，借粮总计约６０００斤。记者逐个姓名进行核实，借粮群众共有４３人次，一些记录有名有姓，一些记录只有名没有姓，同时还有一些群众几次借粮给红军。对于这些姓名，杏榜村党支部书记赵世忠把上冲湾的四位老人请来，对照族谱进行了四次核查。结果发现，档案中出现的４３人次的姓名全部都是杏榜村及其周边的居民，其中８０％是杏榜村上冲湾５组的居民。其中有２１个人的子女目前还住在杏榜村上冲湾５组，另有１２人目前已经没有了后代。
为了验证赵书记的判断，记者从档案中找出了几个人名请上冲湾的老人赵福义和段世权来辨认。
　　赵福义，７５岁，耳背，乡音很重。在采访时，记者几乎不能听懂老人的话语，经丰店镇党委书记邓家厚和杏榜村党支部书记赵世忠的“翻译”，才知老人说：红军为穷人打天下，每家每户都愿意借粮给红军。他的父亲曾经说过红军借粮是有账本的，但是不知道账本在哪里。赵福义老人还说，给红军借粮都是上一辈人手上的事，我们不图什么，只是想把这件事告诉后人！

　　段世权，７２岁，身体硬朗。老人首先说起了他非常熟悉的赵明全。他说，赵明全给红军送信，国民党军队要抓他，他逃到了山里，在山洞里住了两个冬天一个夏天，最后落了个关节炎的毛病。解放以后，他的关节炎已经非常严重，后来小腿都烂掉了。老人听母亲说，湾内有个赵明孝，儿子赵福久参加了红军，后来牺牲了，赵明孝借给了红军１石粮食。记者查阅借粮记录，果然找到了赵明孝的名字。不过，借粮本上写着借谷二斗。继续查找，在“九月初九 借群众米与苏维埃收”的记录下有“明孝　□公谷八斗”的记载。二笔相加，正好一石。老人说，红军在上冲湾时，他父亲段春才借给红军粮食６斗２升。听父亲说，湾内村民有个叫吴长宗的，家里很穷，自己讨饭，把讨来的一升米也借给了红军。记者对照档案，果然发现了“长宗 米一升”的记载。

    罗泽恒说：“拆掉的老房和这个房子一模一样，只不过房子的四壁和这个房子的上半部一样，全是土坯的。”   邓衍明 摄                                     档案为媒建新馆

　　档案进馆了，裱糊工作也完成了，李桂双却高兴不起来。因为县档案馆建于１９８０年，在居民区内的一个小山坡上，工程选址和建筑设计均未达到档案馆建筑规范的要求，档案库房已经饱和，正常的展览和借阅都难以进行。在这样的档案馆中把珍贵档案的作用发挥出来实在太难了。

　　于是，她又开始了建设新馆的请示工作。在县委办公室领导的支持下，李桂双的努力终于有了结果：县委县政府领导同意考虑建设新馆。

　　老区建馆，困难多多。李桂双想到了档案馆中的档案，想到了与这些档案有关的曾经在大悟战斗和生活过的老同志。２００３年７月，李桂双和县委办副主任肖玲带着红军借粮档案和县委县政府有关新馆建设的报告来到了北京，找到了生在大悟、在大悟进行过革命斗争的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上将。她们希望刘华清同志能够和有关方面打个招呼，支持一下大悟县档案馆的建设。在找到“刘办”主任雷炳成将军并看了她们带来的档案之后，李桂双和雷将军开了一个玩笑：“在红军最困难的时候，老区人民支援了你们，现在老区人民讨说法来了！”雷将军回答得很干脆：“应该！应该！借的债应该还，一定要还！”在雷将军的帮助下，７月３０日，刘华清同志在报告上作了批示：“请金人庆部长支持！”不久，大悟县接到了通知，财政部为大悟县建设新馆提供１００万元的支持资金。

　　新馆建设概算总投资９６０万元，县财政筹措了５００万，加上财政部的１００万，尚有资金缺口３６０万。别无他法，２００４年１２月，李桂双等再上北京，带着县委县政府《关于恳求解决大悟县档案馆建设资金的请示》再次找到了刘华清同志。刘华清同志再次，请财政部予以支持。财政部又向大悟县档案馆建设提供１００万的扶持资金。

　　目前，大悟县档案馆新馆的地址已经选好，档案馆建设也列入了大悟县“十一五”期间重点建设项目计划。


                       李桂双的“老区情结”

　　档案馆建设有了眉目，李桂双的心并没有因此而平静下来。
　　在农村工作了１４年、在乡里当了多年书记的李桂双，有着强烈的“老区情结”。多年以来，她总有一种为改变老区面貌而做一件事的冲动。红军借粮档案被征集进馆之后，这种冲动更为强烈。她说，新中国建立几十年了，中国的经济社会有了很大的发展，但老区人民的生活仍然十分困难。我们虽然建立了“三农档案”，希望通过这些档案为老区的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但这些档案的作用目前还没有显现。要发展老区，靠档案部门不行，完全靠县委县政府也不行，还必须得到其他方面的帮助。为了得到这样的帮助，李桂双多次提起笔来给有关领导写信，但又多次把笔放了下来。

　　２００６年６月，湖北省和大悟县举行了一系列纪念中原突围胜利６０周年的活动，红军借粮档案再一次发挥了作用。这个时候，李桂双担任档案局馆长已经有１０多年的时间了，按照地方的规定，她有可能在近期就要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６月２６日，强烈的“老区情结”使她下定决心，再次提起笔来，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湖北省委书记俞正声写了一封信。

　　“我是大悟县档案馆馆长李桂双，多次想提笔向您汇报有关我县档案馆征集到红军借粮账簿的事情，但考虑到您工作繁忙，不敢打扰。今年恰逢‘中原突围’胜利６０周年，全省上下举行了一系列纪念活动，我犹豫再三后，终于鼓起勇气，向您汇报。”在信中，李桂双首先这样说。接着，她把发现红军借粮账本的经过向俞书记做了汇报。她说：“我作为一个老区档案工作者，有幸得以亲见‘红军借粮账簿’原件，但每次看见它，心情总是难以平静。透过发黄纸面上的依稀字迹，仿佛又看到老区人民支持中国革命的颗颗红心。”她在信中向俞书记提出了自己的想法：“我作为一个基层档案工作者，觉得有必要给当年借粮的老区人民予以适当补偿，既还老百姓一个情，给他们以安慰，又继承和弘扬了我党我军亲民爱民取信于民的优良传统。”她建议：“在庆祝建党８５周年、建军７９周年之际，请您能安排省军区、省民政厅、省财政厅等部门的领导到我县丰店镇举行一次慰问活动，以了却一个老区档案工作者的心愿。”

　　信写好之后，她花了２５元钱，以特快专递的形式把信直接寄给了湖北省委书记俞正声。
　　寄完了信，多年来要为老区人民做一件事的冲动终于得到了释放，李桂双感到一身的轻松。这件事她没有向任何人提起。

　　李桂双的信被转到了湖北省信访局。７月１８日，省信访局将信件呈送给省委书记俞正声。
　　７月２０日，俞书记将来信批给省长罗清泉、常务副省长周坚卫和分管档案工作的副省长蒋大国，并批示：“请组织有关单位调查，如属实，不仅应还粮，还应奖励，并应组织适当的仪式表彰。”
　　７月２４日，罗清泉、周坚卫、蒋大国指示民政厅等单位迅速办理，并限定于８月１２日之前将办理情况报省政府政务督查室。
　　８月３日，民政厅等部门领导批示，确定了具体的办事人员，于次日出发，前往大悟进行调查。

　　经过反复的调查取证，档案的真实性得到了认同，有关部门经过反复研究、论证，并经省委省政府领导的批准，提出了李桂双当初怎么也没有想到的支持丰店镇老区建设方案：
　　――在乡村道路建设上，为杏榜村修筑一条６公里的水泥公路，为丰店镇的４条主干公路进行升级改造，通村公路全部列入２００７年计划或“十一五”规划。
　　――饮水安全工程上，在全省农村饮水安全工程项目中，对大悟项目优先保证，同时在２００７年拨专款补助丰店镇集中供水塔建设项目。
　　――省内筹集资金对杏榜水库进行加固建设。
　　――省扶贫办将杏榜村列入２００７年重点扶贫村，拨付专门扶贫资金。对该村经济发展项目（板栗、茶叶开发）给予贴息贷款支持，并解决丰店镇新建经济林基地所需的２２．５万元的资金。
　　――省民政厅拨款２０万元对丰店镇农村福利院进行维修改造，并在“十一五”期间对杏榜村的文化设施建设项目予以支持。
　　截至记者发稿时，以上项目中一部分已经完成，一部分正在建设当中，还有一部分已经安排就绪。

　　采访结束了，在返回北京的路上，记者的心一直激动着。大悟县档案工作者以一份珍贵历史档案为老区建设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值得档案工作者深思：我国的经济社会飞速发展了，但还有不少地方的老百姓，尤其是革命老区的老百姓，生活得还相当困难，我们档案工作者能够做些什么？档案收集、征集工作已经取得了不小的成绩，红军借粮账本的发现表明，社会上还有许许多多的档案没有被发现，我们应该怎么办？在全国各级各类档案馆中保存了大量的珍贵历史档案，如何才能把这些档案的作用发挥出来？在一切都要讲究“效益”的今天，一份珍贵档案的价值应该怎样来衡量？
　　作为档案工作者，这些问题我们不能不思考，也不能不计算。